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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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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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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去世后，经他的学生商鸿逵整理后的《赛金花本事》得以出版。这部褪去红粉、还原赛金花真面目的“本事”，具有文学和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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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假年，刘半农虽英年早逝，一切都留在飘香的文字里，是不用我们画蛇添足论其功过毁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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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半农杂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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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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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在这里，谈的是一个人既要顺应社会变革，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我们可视之为贯穿刘半农一生的精神，也是很多为新文学开辟过道路的作家、学者很快与政治运动疏离，一生投入文学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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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在他去世之前，又补充了一则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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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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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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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公，虽心怀革命之志，肩负历史使命却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局面搞得风声鹤唳，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想来，刘半农的这则笑话，还真未必只是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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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世故风尘所不能湮没的刘半农精神：作为平凡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灵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为战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时代磅礴的生气，有过意气风发向旧世界开火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依然不失砥砺精神而甘于寂寞，依然不失在“理”与“势”的矛盾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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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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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其时，距俞平伯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自定东屋室名为“秋荔亭”整一年。他于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翌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俞平伯开始讲授《清真词》、戏曲和小说，同时到国立北京大学兼课。再一年，在清华大学同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课，专授“词”习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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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适，晤谈时事。30日晚，又致胡适函，“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虽是书生救国之道，却见拳拳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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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等人面对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绪恍惚。胡适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议，他说：“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最后，办《独立评论》便是他们这帮“乱世的饭桶”，用爱国之心、良心抚平伤痛，为国家出点微力，尽点心智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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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可知，“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俞平伯常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家，参加讨论。在交通不发达时代的北平，那是很遥远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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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俞平伯此时，已渐渐专注于《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一个诗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化，能如此积极关心国事，已表明其爱国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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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年（1932）元旦，《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位学界名人的短简。其中俞平伯告诫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还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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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曾有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偏颇，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学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批判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书生啊，有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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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阅读《广亡征！》可知，其实总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观结论。原本是批判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书生之见，做出了错误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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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介绍过的废名，对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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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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