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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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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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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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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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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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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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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潜心研究《红楼梦》，屡有发现。顾颉刚劝说俞平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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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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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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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不少红学家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多有取其椟而还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椟更得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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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4年秋，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始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而引导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而事情的导火线，是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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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1954年7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就召开了《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公开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大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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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此次座谈会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俞平伯，还有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的作者李希凡和蓝翎，共计七十余人。会上，发言者们批评了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念。会场上谈笑风生，并不紧张，俞平伯也极为自然、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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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人物”发言了，首先表示是来学习的，其次对俞平伯一向敬重，文章观点不同，但没有扣帽的想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分别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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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后来批判俞平伯的活动，有六次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组织、主持批判会的是该所所长何其芳。他在会前着重指出：“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对所讨论的问题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批评。”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与李广田、卞之琳被称“汉园三诗人”，后也研究《红楼梦》。京城著名学者大都参加了批判会并积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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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的作者马靖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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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感到俞先生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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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冠英、李健吾、毛星都做了发言，皆按照何其芳会前定的调子，进行学术讨论。有时发言者之间，还有争论。力扬发言时，说文学所的讨论还算实事求是，而外面发表的相关文章，则有不乏简单粗暴等问题。文学所里，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和风细雨地讨论学术问题，而社会上对俞平伯的批判，已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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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是以意识形态代表学术研究的应时应景之作，影响极为恶劣。社会上报刊已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由学术问题转向政治范畴，公开发表了俞平伯和胡适有关学术讨论的私人信件，为不久开展的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做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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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运动，总有落井下石者，有趁火打劫、造谣诬陷者，文化圈子中尤为突出。这时就有人在《人民日报》发文揭发俞平伯垄断研究资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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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不服：“有人说我霸占材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我曾给北大图书馆写过一封信，指出该馆收藏的某个《红楼梦》抄本有珍贵价值，应作善本对待，不宜随意出借，以防损坏。纯属爱护文物的意愿，希望文学所代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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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揭发俞平伯垄断材料一文前，曾打电话向北大图书馆和文学所询问过是否有垄断之事。但在北大图书馆、文学所皆证明根本无此事之后，仍发表了这篇诬陷俞平伯的文章。这毕竟是捏造丑闻，所以垄断之说，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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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问题，要探明真理，要更坚持真理。俞平伯面对全国批判的浪潮，勇于坚持真理，毫不畏惧，更不妥协。俞平伯找到何其芳，承认自己受胡适影响，自己的烦琐考证或可对读者有影响。但那只是研究方法问题。他表示，自己坚持三点。其一，无论如何，《红楼梦》是很难解释的；其二，无论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观念的，并以之开始，以之收尾；其三，无论如何，有关《红楼梦》的“自传说”是不对的，但如果说带有自传成分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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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政治代替一切的年代，一介书生俞平伯坚持这三个“无论如何”，可视为公然对抗主流话语、挑战政治运动的鲜见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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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自落“红尘”，乐于斯，悲于斯，幸与不幸，只有他自己深解此中滋味。晚年，他曾作《红楼梦缥缈歌》，最后四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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