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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年（1932）元旦，《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位学界名人的短简。其中俞平伯告诫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还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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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曾有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偏颇，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学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批判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书生啊，有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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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阅读《广亡征！》可知，其实总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观结论。原本是批判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书生之见，做出了错误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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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介绍过的废名，对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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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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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鸿一瞥，说得端是剀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气，一直都没有泯灭，作为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作家，在虎狼窥伺的国家危亡之时，他终不是“深闺梦里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激荡着爱国主义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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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曾祖父俞樾，著名经学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庶吉士、编修、河南学政。罢官归苏州治经学，主讲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后以会试复原官，一生著述甚多，作诗词，写小说，编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计一百六十种，近五百卷。俞平伯六岁时，已享弄孙之乐的俞樾方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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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俞陛云，晚清探花，也是饱学之士。母许之仙，是清朝松江府知府许祐的女儿，也精通诗文。俞平伯自幼从母读经书，九岁入塾从师学古文。后又入苏州平江中学，乙卯年（1915）秋，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全家迁入北京，居北京大学后垣毗邻的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年后，陈独秀携《新青年》也租住该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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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十七岁时，师从北大教授、训诂学家、狂士黄侃，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十九岁时，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不久，又作《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文，据理驳斥保守派对白话诗的责难，提出新诗是“抒发美感的文字，虽主导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辞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同年，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被推选为干事部书记。次年，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上，后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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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他“浮慕新学，向往民主”，积极投身运动。是年，二十岁的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准备去英国留学，离开之前，作新诗《别她》，表达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决心寻求救国之路。翌年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只在英国住了两个月，因费用不足，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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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巨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然不可低估。胡适成为“新诗老祖宗”也顺理成章。正是在《尝试集》的影响下，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也破土而出。这是继《尝试集》后最早的诗集。胡适对《冬夜》的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批评《冬夜》过于理性化，表现力薄弱，他说：“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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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知道，那是老师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这个新诗坛的少年人，要用形象思维，不能用抽象说理。胡适是器重和信任少年俞平伯的。辛酉年（1921），俞平伯刚刚加入文学研究会，胡适就找到二十二岁的俞平伯，让他删定《尝试集》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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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尝试集》“增订四版”，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新诗的集子，其文化意义不仅在开创风气、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更在标榜声气、指引途径、提携新人上。将这么重要的《尝试集》第四版的删定任务交给俞平伯，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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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老祖宗”胡适，从此再不删增《尝试集》，是对俞平伯工作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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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十三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的漫长航途中，熟读《红楼梦》，便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愿望。《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从《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红学”一词，据《清稗类钞》，最早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后又有“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的记载。不过“红学”在那时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真正将它作为严肃的学问对待，是辛亥革命之后。但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各种“索隐”“释真”“考事”之类的“索隐派”成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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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而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在老师胡适的启示下，其“红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胡适一起，成为当时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权威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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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俞平伯等人对“新红学”的贡献有二，确立《红楼梦》为“自叙传”。首先，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屡屡引证胡适考证，并说胡适的“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次，断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为程传元、高鹗串通作伪，由高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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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学”骨干俞平伯、顾颉刚二人在辛酉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量通信，证明他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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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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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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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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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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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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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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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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