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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南下上海，在中国公学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随他同行的有即将从文坛脱颖而出的丁玲和她的男友胡也频。上海有他们的朋友施蛰存，他们还一起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这一年，孤身一人的沈从文，在授课时，发现了刚从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的面目清秀、身材窈窕、举止文雅的女生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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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是民国著名的“张家四姐妹”的老三。她们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她们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是著名的淮军将领，曾任两广和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牖，是民国开明教育家，曾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四位女儿不仅受到良好教育，且个个才华横溢、兰心蕙质、如花似玉。苏州老乡叶圣陶曾说，谁要娶张家四姐妹，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姐妹都嫁了名人。老大嫁给昆曲名角顾传玠，老二许配给了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三与沈从文成秦晋之好，老四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思汉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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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二十六岁的沈从文，在当时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他一直在寻觅和等待。他相信，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子，总会悄然而至。果然，张兆和的出现，让他平静的心里燃起了爱情之火。他不是那种可以当面倾诉情感的男人，却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用文字表述爱情的功夫。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持久又坎坷的鸿雁传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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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如雪片般，纷纷落到年轻姑娘张兆和的手里，情窦未开的她，面对一封封飘然而至的情书，感到紧张惶惑。而沈从文不见回答，更是烦躁不安，神不守舍。终于有一天，张兆和带着一大摞情书，找到校长胡适。当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的胡适，在张兆和的眼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青年人的思想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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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对胡适说，您看，这是沈先生写的，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念书，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胡适见怯怯的、满脸绯红的张兆和，笑了，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可以彼此通通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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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不断写情书，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连有成人之美、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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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的沈从文，以近四年的时间，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我愿意等她，到三十岁。”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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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前面所述，皆来自文传或口传。而张允和是亲历者，她的表述最具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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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张允和从台湾飞到北京，一是旧地重游，二是探望妹妹张兆和和妹夫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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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春风和煦，张允和来到东便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探望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三妹夫沈从文，同往的还有台湾青年作家张大春。张兆和沏上一壶湘西绿茶，聊起一大堆旧事。沈从文笑着指了指张允和：“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引起了张允和以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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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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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接着写三妹回来，她告诉三妹沈从文的房间号，叫三妹吃完饭就去看沈从文。三妹表示不去。她给三妹出了个主意，就说家里姐弟很好玩，请他到家里坐。沈从文来到张家，给弟妹们讲故事，深得好感，直讲到小主人们一个个睁不开眼，只好去睡。她以不再做“臭萝卜干”托词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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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张兆和给张允和看沈从文给自己写的信。那信中请张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并说如其父母同意，让兆和立刻发电报告之。张允和找到父母，“一说即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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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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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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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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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回忆那已遥远的，几被岁月尘埃湮没的温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张允和要和三妹夫沈从文逗逗乐的，不料，在《文汇报》刊登的第二天，沈从文突然辞世，竟成了别样的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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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沈、张重回北平后，在秋高气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向亲友们宣布结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为他们送了锦缎百子图床单，给极为简单的婚房，增添了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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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高潮。人们把从此至1938年，视为他创作的成熟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及对小说形式多方的尝试和创新，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沈氏特别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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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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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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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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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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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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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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