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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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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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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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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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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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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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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是从1934年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湘行散记》与三年前的《从文自传》相互印证，前者为社会见闻，后者是往事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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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蘸满了感情的浓墨，带着游子的乡愁，以淡淡的孤独、悲哀的叙事，诉说着对故乡和乡里人的深深怀恋，又表达着深深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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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是散文化的历史生活的长卷，把历史回顾、社会观察、人世变故、命运沧桑，由浓郁的情感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的学院气、闲适气、闺秀气、市井气，留得清气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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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刚到北平不久，沈从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更名《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28年起，《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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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许多机缘。在那年，吴宓与沈从文在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上不期而遇。两人虽初次谋面，但谈笑甚欢，清华大学教授兼北大教授吴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见诗人毛彦文的，而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卒沈从文是到上海谋发展的。在“天津丸”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沈从文会接替吴宓入主《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使该报老板甚为不满，他将吴宓辞掉后，请已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沈从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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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乃谦谦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时，吴宓曾放言“欲杀胡适耳”，对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但是，自己还是以谦恭的态度相待，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办报事宜时，专门请前辈吴宓到会听其建言。参会的吴宓的好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此会。《偕吴雨生沈从文坐来今雨轩》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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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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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吴宓不再说三道四。人缘好的沈从文又团结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杨振声、萧乾、李健吾等文学老将和新秀，《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文坛“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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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看了甚为不满。小说写刘习舜教授因恋爱而自杀，吴宓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吴宓原娶同学之妹为妻，妻子陈心一是一旧派女子，与吴宓难以匹配，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倾心追求，与陈心一离婚。毛彦文出身望族，留美获文学硕士学位。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属，最后与大自己三十三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秦晋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吴宓深受打击，心如死灰。突读《自杀》顿生联想，岂能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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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影射之说全然否认，写《给某教授》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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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的悲剧，也许是命定的，远近亲疏朋友皆无法帮忙。就因为您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别人。您要朋友，好朋友没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远不易对您发生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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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无怪乎书不能帮助您）……治这种病的方法有三个。一是结婚，二是多接近人一点，用人气驱逐您幻想的鬼魔，常到……朋友住处去放肆的谈话，排泄一部分郁结。三是看杂书，各种各样的书多看一些，新的旧的，严肃的与不庄重的，全去心灵冒险看个痛快，把你人格扩大，兴味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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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这封信，开诚布公，与人为善，一针见血，笔笔中的，语多剀切，指出病因，又晓之以治疗方法，是沈从文的人生智慧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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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案了断之后，1936年7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与沈从文相晤的文字：“陪企孙至北总布三号金岳霖宅，并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邀至同居晚宴。”（《吴宓日记》）可见，沈、吴交情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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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吴宓因在文学见解的殊异，虽未彼此反目成仇，也终未成为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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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生有不少朋友，像丁玲、胡也频、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施蛰存、俞平伯等。沈从文也受过鲁迅、郭沫若等人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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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民国以来文人的交好与交恶，从中可看出他们的文化人格的高尚丑陋，其间更有着躁动的痛苦的时代生活在文人心理上反弹出来的难以言说的内容。人性和人格会被政治漂洗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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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后经贵阳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1938年始，动笔写长篇小说《长河》，以写实风格，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景，给抗战的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沈从文研究》）。小说表现了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多面性，把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社会场景都写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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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原定三部曲的《长河》，只完成第一部便没了下文。当然不是江郎才尽，他已是胸怀苍生、腹有才华、吞吐天地、驰骋文坛的骁勇之将，他的那支生花之笔，写了多少锦绣文章。当然，也不是生活题材枯竭，《长河》第一部结尾之“社戏”里，已为下部小说埋下了国民党派武装镇压湘西地方势力的伏笔，将会有更惨烈的故事发生。联系沈从文写完《边城》后，曾打算以沅水为背景，要写《十城记》也没了下文，他或是另有隐情，或是性格有毛病。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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