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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本大书”，是沈从文的名言。他这本大书，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但这似乎并不全面，应该说这是一本充满对立矛盾的书。研究沈从文的美籍华人专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让我们看到两个沈从文。金介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的沈从文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内战结束，饥饿和鸦片被清除，“中国人民已经挺胸站立在世界之林。特别是他作为政协委员，重返湘西，生活欣欣向荣，他的心已向人民政府靠拢。特别是1961年，他与十多名青年作家，一起拜谒革命圣地井冈山，感受更深，甚至想写一部讴歌革命烈士的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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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日渐激烈残酷，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整肃。沈从文也不例外。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竟写大字报揭露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对范曾之举，万分震愕和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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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存、尊严受到严酷挑战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守得住良知的。1957年“反右”期间，一次在文联大楼（即现在商务印书馆）开批判萧乾的大会，沈从文一改往日的生性孱弱，站起来大声发言，耸人听闻地揭发他的学生萧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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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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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的1930年与美帝勾结，是指当时萧乾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辑过八期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宣传中国新文学。沈从文也曾帮助《中国简报》，他是清楚知道萧乾仅仅帮助阿莱宣传中国新文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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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在口述自传《风雨平生》中，写到了沈从文揭发自己的这件事，萧乾理解宅心仁厚的恩师沈从文对自己的“揭发”，只是为了自保。反正自己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师表态划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没必要过多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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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更严酷的“文化大革命”岁月，萧乾从湖北干校回京治病，同时为解决自己被无端没收的住房问题，四处奔波求助。他也没忘记去看老师沈从文。见他挤在一间小屋内忙着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为改善沈从文的住房条件，他到处呼吁，甚至找到当时在北京市“革委会”工作的朋友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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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萧乾万万没想到的是，沈从文闻听萧乾帮他跑住房问题，竟勃然大怒。师生在马路上相遇，老师声色俱厉地责骂学生，曰此举影响了他正在好转的前程，他训斥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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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沈从文还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我死后，不许你参加追悼会，也不准写悼念文章，不然，将诉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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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沈从文。是政治的丑陋，还是人性在高压下的堕落？纵观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现有许多难以整理的矛盾，许多写他的文章，一直萦系于他生命进向与存在困境、理性与情感相冲突的主题。可沈从文自己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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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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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他的书，或可看懂他的为人包括他周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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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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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围绕着他们天花绚烂，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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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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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冰心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之外，又兼在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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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她的长子宗生（吴平）降生。1923年，她在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搭乘的“约克逊”号邮轮上认识吴文藻。后来，这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又学富五车的年轻人成了冰心的丈夫，二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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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利坚合众国学成后，冰心于1926年再次乘坐“约克逊”号邮轮，在北京明丽的初秋时节重返曾求学的燕园，成为燕京大学的一名助教。不久，又被聘为《燕京学报》的编委。次年，《燕京学报》的创刊号上，学者王国维、新秀冰心的文章同时刊出。冰心的文章是《元代的戏曲》。又两年后，吴文藻以博士学位归国，与冰心举办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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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幼年即随时任海军“海坼舰”副舰长的父亲谢葆璋住在上海、烟台，又迁北京。进位于灯市西口的教会办的贝满中学读书，曾信仰基督教。1918年，考入北京协和大学预科，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受《新青年》影响，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在《晨报》发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表达爱国热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冰心产生利用小说反映和探索问题的想法。从次年始，署名冰心在《晨报》等报刊发表《谁之罪》等“问题小说”，广受文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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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罪》，通过两个精神依托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家庭的鲜明对比，揭示旧生活方式对年轻人的事业和进取心的戕害和消磨。《斯人独憔悴》写父与子因学生运动所产生的矛盾，批判了封建家长的落伍。《去国》描写一位学成归国的爱国学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心遭遇，是对黑暗社会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庄鸿的姊姊》和《最后的安息》写黑暗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但是，这些小说情节较简单，人物较苍白而软弱，名为“问题小说”，却未提真正的本质的社会问题和发人深省的人生问题，与叶绍钧同类小说相比，轻浅许多。评论者较为推崇冰心朴实的写实风格，但因是浅层的“实”，未触及社会生活的肌理，故只能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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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其反帝爱国热情中，渗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人类之爱”幻想。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其散文高扬“爱”的旗帜，将田野、鲜花、孩子、老人，都笑着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构成一种虽美丽却是虚无缥缈的境界，离社会人生太远。文学充满悖论，冰心多少触及现实生活的小说，早已随世纪之风，化成斑斓之尘，被人遗忘了，而她那些远离动荡历史生活、感情真挚、曼妙轻盈的对人生咏唱和慨叹的散文和诗篇却一直在被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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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冰心又写了短篇小说《分》。这距她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初年，井喷式地发表《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离家的一年》《烦恼》等一大批“问题小说”的时候，已有七八年了。《分》对自己早年的“爱的哲学”似有反省。小说通过两个婴儿的眼光看到人间境遇的不同。两个婴儿在医院降生后，教授的儿子用汽车接回家，屠户的儿子伏在父亲的肩上冒着漫天大雪回家。小说虽有斧凿痕迹，但能以阶级的分野来审视并反映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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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应丁玲之邀，在左联的《北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远无“五四”之后那么有影响了。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到重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署名“男士”，发表系列小说《关于女人》，写各界女性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故事，寄寓爱国主义思想。比起早期小说，一改大家闺秀式的轻曼，始有较多的社会现实内涵存焉。茅盾在《冰心论》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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