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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纸和自由知识分子,傲然面对残暴的统治者,敢于抗争,勇于发声,写就了一部民国言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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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至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见无碑碣,请蒋梦麟补立一碑。不久,又去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劝他不必早出自传,要“放手去写,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颇以为然”。8月,应傅作义将军之请,作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文。碑刻文字由钱玄同书。墓碑刻成,举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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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4年始,北平的周作人与上海的鲁迅,就“论语派”开展了一场论争。彼此交锋中,又都有一番良苦用心。胡适在他的生日,12月17日,著《国际危机的逼近》全面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云密布、血腥逼人、无可幸免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燕巢危幕,日本全面侵华即将开始,中国作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必将有残酷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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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出版《周作人小品文》。老舍写长篇小说《离婚》。沈从文创作小说《边城》《过岭者》,散文《湘行散记》。朱自清出版散文集《你我》和《欧游杂记》。冰心发表小说《冬儿姑娘》《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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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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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小说,相对来说,是有些沉寂和萧索的,但通俗小说却一枝独秀。上海和北平出现了通俗小说热潮,这是当时文坛独特的文学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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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兴起于清末民初,是应城市市民的阅读需求而生的。抑或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旧的正统的封建文学受到冲击而日渐衰亡,通俗文学凭借现代化都市纷纷出现、报纸杂志等现代媒体迅速发达的契机,得到广泛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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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原本是反对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开宗明义,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倾向。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说存在的。文学研究会和后来的革命作家及左联,一直将通俗文学当作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讨伐。他们对缺少组织,也无明确纲领和系统理论主张的通俗文学作家冠以“鸳鸯蝴蝶派”之名,加以嘲讽。但让他们没料到的是,顺应时代、顺应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学,非但没有被他们打压而萧条,反而蓬勃发展,与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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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文学,起码排斥文学的娱乐功能,就非常不专业。他们并未深入研究,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早已渐渐从才子佳人的窠臼里挣脱出来,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在革命作家把“革命”生硬地塞进小说和诗歌中而违背文学规律的时候,通俗小说家却从不同侧面,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呈现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的广阔的社会图景。革命小说,概念化压制了广阔的生活,英雄化扼杀了鲜活的性格,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间传阅,除少数作品外,广大读者鲜有问津者。遂有左联的骨干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鸳鸯蝴蝶派”取经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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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笔者已对“鸳鸯蝴蝶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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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北方的言情小说家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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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1895—1967),曾名芳贵,学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六岁蒙学,入当地塾馆就读。十一岁读《残唐演义》,爱不释手,遂又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其《写作生涯回忆》中介绍,十三四岁,即从《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文本及其批注上,读“懂了许多典故”,“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后来,进新学校,仍嗜好文学,日夜读小说,而且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并从《庄子》《西厢记》中“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跌的文法”;还由《儒林外史》对诸人物的描写中,领会到讽刺手法的运用。此外,他还爱读林纾译的域外小说,赏识其中中国小说鲜有的心理描写。十七岁以前,读《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笺》《长生殿》等小说传奇和戏剧时,陶醉于其中诗词小品及精彩的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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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其父病故,家道中落,随母和五个兄弟姐妹返回老家安徽。辍学的苦闷,迫使张恨水不能再潜心阅读。次年,考入孙中山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因经费不足,学校常常被迫停课。这使他有机会写诗填词,借以宣泄自己的苦闷。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尚的笔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时光珍贵,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却他的本名,只记住天下都知道的笔名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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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可以用张恨水自己的话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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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还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的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之前,我已造成这样一个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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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六派”作为文学流派,是指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作品,都信奉“得休暇而读小说”的宗旨,又能代表这些作家共同的创作态度的一群作家。《礼拜六》杂志创刊于1914年6月,由王纯根主编,后一度停刊,1921年3月复刊,改由周瘦鹃主编,至1923年2月终刊。此刊存在时间长,围绕在它周围的作家又多,影响也大,所以“礼拜六派”成了这类通俗小说的通用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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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在苏州求学期间,是“礼拜六派”书刊的热心读者。常常浸漫于这类小说之中,为了摆脱家道中落带来的穷愁和苦闷,他便按此派作家写作故事的路数,学写短篇小说。一为文言之《旧新娘》,一为白话文《梅花劫》,寄给《小说月报》。小说虽未被选用,却接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让他大喜过望。信中,主编对习作有肯定之评语,让他备受鼓舞。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只好回乡。在失学的寂寞苦闷中,他创作了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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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张恨水出任芜湖《皖江日报》总编辑,其处女作文言中篇小说《紫玉成烟》连载于该报。不久,他的白话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也连载于该报副刊,在芜湖已小得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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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又相继连载了张恨水的短篇小说《真假宝玉》和中篇章回体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从小说的题目上,即可看出他沿袭了旧式言情小说的风格,艺术上幼稚粗陋,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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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虽艺术上苍白,但影射讽刺了军阀祸国殃民,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既显示了作者的正义感,又表现出作者反对恶俗趣味的审美观念。随后发表的中篇章回体小说《皖江潮》,写的是安徽自治运动,谴责地方军阀的丑恶,因而被芜湖学校学生改成话剧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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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北方仍是军阀的王道乐土。大小军阀混战,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之战,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各党派在北平加强舆论宣传,国民党办《民国日报》,胡政之办《国闻周报》,“国家主义派”办《醒狮周报》,共产党也创办了《中国工人》月刊。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多元的报刊各自宣传自己的主义,争奇斗艳,热闹非凡。与此同时,京师警察厅也发布公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查禁图书、封闭报馆也是言论史上不断上演的丑剧。有压迫就有斗争,激扬文字、纵横论政的《京报》这一年就发表近百篇批评时弊、指斥权贵的时评和通讯。文学界《语丝》和《现代评论》也先后问世。前者的创刊人、主撰人是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大学教授,主张“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好生活”。后者是郁达夫与创造社及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是胡适、陈源、高一涵等学者教授。其办刊宗旨,是“精神是独立的”,“态度是研究的”。这些期刊的出现,标志着当年的言论界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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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4月,并未入流新文学运动大潮的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开始连载九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连载五十七个月,街谈巷议,轰动古城。近五年时间,无论寒暑风雪,每天下午两三点,便有大批读者,排在报馆门口,等待当日晚报发售。连载到第十三回时,由《世界日报》出版单行本,甫一出版,即告售罄。接连再版,仍被抢购一空。1927年将一集、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脱销(《〈世界日报〉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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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分上下两函十二册。读者争相抢购,轰动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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