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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原本是反对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开宗明义，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倾向。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说存在的。文学研究会和后来的革命作家及左联，一直将通俗文学当作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讨伐。他们对缺少组织，也无明确纲领和系统理论主张的通俗文学作家冠以“鸳鸯蝴蝶派”之名，加以嘲讽。但让他们没料到的是，顺应时代、顺应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学，非但没有被他们打压而萧条，反而蓬勃发展，与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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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文学，起码排斥文学的娱乐功能，就非常不专业。他们并未深入研究，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早已渐渐从才子佳人的窠臼里挣脱出来，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在革命作家把“革命”生硬地塞进小说和诗歌中而违背文学规律的时候，通俗小说家却从不同侧面，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呈现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的广阔的社会图景。革命小说，概念化压制了广阔的生活，英雄化扼杀了鲜活的性格，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间传阅，除少数作品外，广大读者鲜有问津者。遂有左联的骨干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鸳鸯蝴蝶派”取经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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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笔者已对“鸳鸯蝴蝶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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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北方的言情小说家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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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1895—1967），曾名芳贵，学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六岁蒙学，入当地塾馆就读。十一岁读《残唐演义》，爱不释手，遂又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其《写作生涯回忆》中介绍，十三四岁，即从《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文本及其批注上，读“懂了许多典故”，“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后来，进新学校，仍嗜好文学，日夜读小说，而且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并从《庄子》《西厢记》中“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跌的文法”；还由《儒林外史》对诸人物的描写中，领会到讽刺手法的运用。此外，他还爱读林纾译的域外小说，赏识其中中国小说鲜有的心理描写。十七岁以前，读《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笺》《长生殿》等小说传奇和戏剧时，陶醉于其中诗词小品及精彩的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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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其父病故，家道中落，随母和五个兄弟姐妹返回老家安徽。辍学的苦闷，迫使张恨水不能再潜心阅读。次年，考入孙中山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因经费不足，学校常常被迫停课。这使他有机会写诗填词，借以宣泄自己的苦闷。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尚的笔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时光珍贵，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却他的本名，只记住天下都知道的笔名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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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可以用张恨水自己的话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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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还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的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之前，我已造成这样一个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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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六派”作为文学流派，是指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作品，都信奉“得休暇而读小说”的宗旨，又能代表这些作家共同的创作态度的一群作家。《礼拜六》杂志创刊于1914年6月，由王纯根主编，后一度停刊，1921年3月复刊，改由周瘦鹃主编，至1923年2月终刊。此刊存在时间长，围绕在它周围的作家又多，影响也大，所以“礼拜六派”成了这类通俗小说的通用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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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在苏州求学期间，是“礼拜六派”书刊的热心读者。常常浸漫于这类小说之中，为了摆脱家道中落带来的穷愁和苦闷，他便按此派作家写作故事的路数，学写短篇小说。一为文言之《旧新娘》，一为白话文《梅花劫》，寄给《小说月报》。小说虽未被选用，却接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让他大喜过望。信中，主编对习作有肯定之评语，让他备受鼓舞。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只好回乡。在失学的寂寞苦闷中，他创作了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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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张恨水出任芜湖《皖江日报》总编辑，其处女作文言中篇小说《紫玉成烟》连载于该报。不久，他的白话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也连载于该报副刊，在芜湖已小得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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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又相继连载了张恨水的短篇小说《真假宝玉》和中篇章回体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从小说的题目上，即可看出他沿袭了旧式言情小说的风格，艺术上幼稚粗陋，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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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虽艺术上苍白，但影射讽刺了军阀祸国殃民，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既显示了作者的正义感，又表现出作者反对恶俗趣味的审美观念。随后发表的中篇章回体小说《皖江潮》，写的是安徽自治运动，谴责地方军阀的丑恶，因而被芜湖学校学生改成话剧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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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北方仍是军阀的王道乐土。大小军阀混战，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之战，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各党派在北平加强舆论宣传，国民党办《民国日报》，胡政之办《国闻周报》，“国家主义派”办《醒狮周报》，共产党也创办了《中国工人》月刊。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多元的报刊各自宣传自己的主义，争奇斗艳，热闹非凡。与此同时，京师警察厅也发布公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查禁图书、封闭报馆也是言论史上不断上演的丑剧。有压迫就有斗争，激扬文字、纵横论政的《京报》这一年就发表近百篇批评时弊、指斥权贵的时评和通讯。文学界《语丝》和《现代评论》也先后问世。前者的创刊人、主撰人是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大学教授，主张“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好生活”。后者是郁达夫与创造社及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是胡适、陈源、高一涵等学者教授。其办刊宗旨，是“精神是独立的”，“态度是研究的”。这些期刊的出现，标志着当年的言论界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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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4月，并未入流新文学运动大潮的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开始连载九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连载五十七个月，街谈巷议，轰动古城。近五年时间，无论寒暑风雪，每天下午两三点，便有大批读者，排在报馆门口，等待当日晚报发售。连载到第十三回时，由《世界日报》出版单行本，甫一出版，即告售罄。接连再版，仍被抢购一空。1927年将一集、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脱销（《〈世界日报〉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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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分上下两函十二册。读者争相抢购，轰动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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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上海掀起《春明外史》的轰动浪潮，让张恨水暴得大名，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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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外史》写的是报馆记者杨杏园的爱情故事，而读者感兴趣的，是该小说鸟瞰北平市民生活的开阔视野，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冷峻深刻。文中所涉，具有新闻纪实的特征，为读者提供社会秘闻野史般的价值。有人说该小说展现了一轴20世纪20年代北京全景式的风俗画卷。其间有军阀、官僚、政客、遗老、遗少的醉生梦死、横行不法，更有穷苦百姓的愚昧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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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春明外史》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认为时文彦是徐志摩，胡晓梅为陆小曼，韩幼楼为张学良，魏极峰乃曹锟，何达是胡适，金士率则为章士钊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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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还发生过“请命”风波，值得一提。报上连载到小说第二十一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疴命悬一线时，读者纷纷给张恨水写信，求他笔下留情，无论如何别让梨云死去。甚至有些读者还给梨云开了治病药方，挽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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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证《春明外史》影响之大。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有侧室郑秀珍，长得漂亮，且有文化，对潘素无感情。读了《春明外史》，颇心仪书中的杨杏园，爱屋及乌，对新闻记者大有好感。正巧，结识了当时名小说家张秋生的弟弟，太原报人张慎之。二人一见钟情，逃到北平，成为夫妻。张慎之入《世界日报》工作，同人便开玩笑：没有《春明外史》，岂有你们这段姻缘，张恨水是你的月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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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便有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参事”，是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希望张恨水妙笔生花，实现自己有传的愿望。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但因时势政局不断变化，一直未动笔，即不了了之。到了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特函张恨水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张恨水念旧情，遂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给该报赚了不少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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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连载后，社会上有传闻说，小说中刘将军抢沈凤喜为妾，是暗喻张学良。又传说张学良闻知，摆下鸿门宴，请张恨水到奉天，拟报此仇。张恨水果真有奉天之行，但张学良非但并未加害，反而以礼相待。宴会上谈笑风生，特别还说起关于《啼笑因缘》暗喻之谣言。张学良开怀大笑：“无稽之谈！”然后当众授“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两职给张恨水。自此，每月给张恨水薪俸一百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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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学良听信诬告，将法储会会长丁春膏下狱。丁夫人到处托人说情无果，便找到素昧平生的张恨水。急公好义、秉持公正的张恨水，给张学良致信，质问为何不经调查，听信诬陷，即抓人入狱。张学良对此函极为重视，下令彻查，发现丁春膏果然为人陷害，于是下令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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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1946年，张学良在软禁中给张恨水寄了两首诗。张恨水将诗发在他主编的《新民报》上，并写下沉痛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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