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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的用意很清楚,既然“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真有一百四十二位名流学者,在《东方杂志》上诉说了二百五十个“梦想”。确为此数,非在此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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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自然不参与“做梦”,他在《听说梦》中说:梦“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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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幸言中,让这么多名流学者集体“做梦”,终究惹出麻烦。在各方高压之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离他元旦写征稿信过了三个月。最先破梦的,不幸竟是提倡“做梦”的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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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斋无梦也无波澜。长女周若子病死后,周作人变得沉默而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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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不少学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在哀伤的氛围中,周作人带着一个花圈并奠仪十元,出现在公祭会上。为李大钊办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还是参加了,去告慰李大钊的英灵,死者毕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让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钊赴死,而身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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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希望出售李大钊的遗著,以帮助李大钊一家人摆脱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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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前几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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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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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反反复复议事,想了很多办法,刊印李大钊遗著,一直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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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脱的周作人,同样也有陷入俗事的时候,老三周建人早就离京到上海工作,鲁迅又携许广平定居上海,西三条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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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作人主要是经常去西三条那里送生活费,顺便看看老母。若说悉心照料鲁瑞的,应该是鲁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与鲁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过去有许多文章站在鲁迅一边,极力诋诬信子的乖张,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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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鲁瑞经医生诊断患了肾炎,医生嘱咐以西瓜为药。一试,果然见效。但夏秋两季西瓜好买,到了冬季何处去觅?这难坏了鲁瑞和朱安。信子为人聪慧,在朱安痛苦无法时,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西瓜上市时节,她和朱安大量买入,然后二人将西瓜汁熬成膏,密封于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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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迅离开北京后,每逢年节,特别是鲁老太太寿诞之日,周作人和信子总会在一家有名的饭庄为母亲办一桌丰盛酒席,送到西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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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然也惦记着老母,从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钱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时定量,物价渐涨,也从不增添。发生战乱,南北断邮,鲁迅还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处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鲁迅对寄钱也会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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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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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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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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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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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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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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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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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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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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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曹聚仁语)。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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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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