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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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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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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诗，如其人，豁达、大度、有童趣。但周作人读了前辈同乡的诗后，有异乎寻常的反感，竟然不予与其他友人的诗一起发表。直到几十年后，靠写介绍鲁迅有关文章苟活时，为了赚取稿费，才翻出蔡先生的三首诗发表。发表时，周作人特别介绍道，“署名则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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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按住不发的原因，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揭晓：蔡元培“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此非由衷之语，他与其阋墙兄长在对待一直扶掖他们上进的蔡元培的负恩、仇恨，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周氏兄弟反目，貌似成为仇人，但因同一骨血，同一文化人格，他们的骨子里的兄弟情，从未断绝。鲁迅在上海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后，深有感触，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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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后来周作人说：“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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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时，曾抄录了署名“巴人”所写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和诗的目的很明确，有“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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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称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皮，直教兔龟笑蟹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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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也”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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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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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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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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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首，一“刺疑古玄同也”，一“刺刘半农博士也”。谩骂鄙陋，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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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将“巴人”的“和诗”，抄给周作人，并非赞同“巴人”对周作人等的粗俗的讥讽，但借此敲打一下过于消极的周作人的用意是有的。周作人对此信表现得很淡然，正如他与胡适间的友谊。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这种感情，说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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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周作人没想到的是，《五十自寿诗》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首先发难的是，《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廖沫沙署名埜容的文章《人间何世？》并附和诗一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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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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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风出马，他无和诗雅兴，以一篇《“过去的幽灵”》直截了当地批评周作人，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的《小河》的作者，现在居然在这里“谈狐说鬼”，“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指出这是周作人“内心的幽灵”又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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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胡风对《五十自寿诗》的批评是否正确，这类以革命为旗帜的文艺批评，一直存在脱离文学而多做政治批判的先天性不足。连周作人表现闲适、雅趣生活的作品都要简单粗野地讨伐，“革命文学”之路，只能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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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次由《五十自寿诗》并引出一干文人朋友的和诗，可视为对那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审视，诚如评论家钱理群所说，从他们的诗中，可见“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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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带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既得不到同时代革命作家的认同而遭受大肆批判，时至今日，仍得不到某些文学史家对过去错误判断的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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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胡风诸人以猛烈批判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为先导，开展一次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如前文所述，鲁迅突然站出来，替弟弟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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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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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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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其弟辩护，理与情皆站得住脚，但何苦非要顺带骂与之不睦的同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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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自寿诗》风波之后的夏天，周作人利用暑假，有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次日本之行。鉴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周作人此番赴日，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也会引起种种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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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周作人文章的人，都会知道他对日本是深有感情的，甚至将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胜于曾读书的杭州和久居的北平。对有六年读书时光的东京尤为怀念，有他写的《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一文为证。甚至到了古稀之年的他，还充满深情地回味东京特有的温馨（《知堂回想录·日本的衣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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