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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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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和人格,构成逝者的历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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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是值得追思的。他的诗文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他的人品也是清明高尚的。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大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散文便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是的,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熟练驾驭新文学语言,作品语言和结构均趋于完美的作家之一。他继承了中国经典美文传统,又发展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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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于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并在其散文创作中执着地表现人生的态度和自觉的审美追求,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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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早年在家乡就读,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提前投考本科,改原名朱自华为朱自清,字佩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北大新潮社。后又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通县等地讲演,热情宣传新思潮。是年年底开始在《新潮》《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短诗,如《睡罢,小小的人》《怅惘》《光明》《小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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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提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杭州、上海、温州等地中学任教。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与叶绍钧、刘延陵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第一个新诗刊物《诗》。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是一篇向往光明的诗作,把“红云”比喻苏俄,赞美追求光明的友人“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光明》则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正视现实的精神,“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当时,诗人并不知道怎么“去造”光明,因此《匆匆》等诗,不免流露出怅惘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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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朱自清浸透着寂寞空虚情感的长诗《毁灭》诞生。此诗收敛起幻想,鞭策自己继续追寻光明。两百多行的篇幅,由低抑到轻扬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自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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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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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写的《赠A.S.》等诗篇,表现了诗人反封建反帝的激情。而《血歌》是诗人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以“火山的崩裂”的愤激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诗篇。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是诗人为亲历“三一八”斗争而写的揭露控诉军阀暴行的檄文。这时期朱自清写的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都从侧面接触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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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朱自清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踪迹》。1925年,由好友俞平伯介绍,朱自清北上清华大学任教授,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发表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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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朱自清散文较高成就的,大都收入《背影》《你我》诸集子里。《背影》写的是家庭发生变故的背景下,父亲送别儿子时的一番情境,作者以简约、朴素、亲切的笔触,表达对老父亲的怀念之情。《荷塘月色》是明净幽远、意境卓绝的写景散文。叶绍钧这样赞誉朱自清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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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起来上口,有时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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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后来还到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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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讲义内容上看,朱自清研究的是上自1898年,下迄1933年的文学状况。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共有八章。1982年经人整理后,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题,发表在该年第十四辑《文艺论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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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会发现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文学评价甚高。朱自清与郭沫若年龄相当,又都是在二十多岁以写新诗在文坛暴得大名,更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写新诗转向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但他们的人品性格、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却有着很大差异。朱自清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后又执教于弥漫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国文系,乃典型的学院派文人。而郭沫若则不同,先留学日本,是创办创造社的中坚,后又投身北伐,身兼政府要职又能埋头创作、研究文史,是革命家兼学问家类型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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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创造社一直与其他文学社团都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也曾笔战不休。笔者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有过较多评述。参加革命活动的革命作家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的学院派文人,有着理不清的隔膜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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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学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赞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让文坛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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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第二章第七、第九两部分,都讲到了郭沫若。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中,重点介绍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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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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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口号酝酿于1923年,由共产党人邓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与蒋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们的发明。在政治上,他们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而文学观念上,则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郭沫若们正是持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政治=文学”的错误观念,首先拿五四时期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开刀祭旗,对他们进行“总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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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介绍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时,未加以批判,这与朱自清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院派的思想局限有关。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对郭沫若诗歌的推崇,沈从文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所开的以新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课中,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就相对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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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下半年,沈从文的讲义改名为“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以线装发行。沈从文将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并在《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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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讲义(《新文学研究》)或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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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讲义中,讨论了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六位新诗诗人的诗作,没有提及“新诗祖宗”胡适,也没把写“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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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在诗体解放方面开风气之先;郭沫若的新诗充满“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诗的意象、境界、神韵方面却未见像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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