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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徐志摩出版新诗《翡冷翠的一夜》,朱湘便发表措辞尖锐的批评文章。这是继1926年上半年始,朱湘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交恶后写的诗评。不独批评这两位朋友,朱湘对胡适的《尝试集》也以“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批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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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对这些著名诗人,以诗论诗,既无迎合阿谀之态,也无个人恩怨混于其间。闻一多致信梁实秋漫骂朱湘,显示他不够宽容大度。后来,朱湘身陷困境,曾向饶孟侃求救,但闻一多竟写信给饶曰:朱湘“不是一声不响,便是胡扯,骗你一顿。这有什么办法!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尽管朱湘死后,闻一多有了后悔,写信给饶孟侃,“我劝你不要寄(钱——引者),但我总觉得不安”。但还是暴露了闻一多的冷漠、刻薄和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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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从在清华开始,周围就围拢了一批诗友,特别还有一批学生辈的年轻诗人投在他的麾下。许多年轻诗人如臧克家、饶孟侃、方玮德、陈梦家,皆是他的弟子。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都离不开这位师长的奖掖。师生关系,也可谓融洽。比如,闻一多写信给饶孟侃说:“接到你的诗,边走边看,一个人笑得嘴都不能合缝。子离,你真是‘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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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爱弟子,胜过子女。他常把他们的照片置于案头。据他说,一次他心血来潮,刚把饶孟侃的小照摆出来,第二天就接到饶孟侃的来信和诗,他说这是“心灵感应”。一次,他托同事、年轻的方令孺向其侄方玮德要照片,为的是“想借以刷去记忆上的灰尘”。正巧方令孺手头有方玮德的照片。闻一多将方玮德的照片摆在案头,“与我对晤”。据曹未风在《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一文中说,闻一多在青岛的书斋,桌上摆了两张照片,“他时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闻一多经常改他们的诗,还给他们的诗集写序言,介绍出版。学生的成就令闻一多非常振奋,他甚至将弟子视为自己的“死敌”,以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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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想到,过了几年,仅仅因为臧克家发表的诗评中,说了一句老师的诗集《死水》“只长于技巧”,闻一多便大为火光,指责弟子在“诬枉”他是一个“故纸堆”的“蠹鱼”。后来与臧克家几成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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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令孺,这里要多说几句。梁实秋作为他的朋友、同事,在他的《方令孺其人》中,这样介绍方令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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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可是方令孺不愿提起她的门楣,更不愿谈她的家世,一有人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脸上绯红,令人再也说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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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1966年1月19日巴金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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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陈同生夫妇来看九姑……今天是九姑的七十岁生日,我和萧珊同罗荪夫妇请她吃晚饭……九点前分两批去东湖招待所,又在九姑房内坐了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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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姑”者,乃方令孺也。方令孺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与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梁实秋等教授,在教课之余,常常把酒临风,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三十斤一坛花雕一摆上桌,不久即被饮罄,人称“酒中八仙”。他们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甚是豪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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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不与“八仙”为伍。写小说《八骏图》,即以此“八仙”为原型,讽刺世俗情欲之冲突,揭示“八骏”道德观之虚伪,具有讽刺意味。闻一多据此与沈从文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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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八仙”之一、常饮酒为乐、一直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闻一多,与“新月派”诗人方令孺产生了感情。闻一多认为她“能作诗”,经常教她写诗方法,接触即多,就有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所说:“方令孺与闻一多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感情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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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对闻一多与方令孺间的情愫轻描淡写。作为闻一多的朋友,他在维护闻一多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感情这东西,有谁能说得清呢?方令孺怅然离去,为这一点涟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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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集》,序中说:“方令孺,我国现代女诗人、散文家、现代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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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诗集《死水》,无论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诗歌艺术上,都比《红烛》更成熟。无论是作为爱国诗人,还是新格律诗人,闻一多的代表作应是诗集《死水》。《死水》有思想的光彩,有诗人爱国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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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现》一诗,已不单是游子对故国的眷恋,更多的是屈原“天问”式的悲愤。爱国之情在诗里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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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哪——引者)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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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死水》与诗集《红烛》的差异,使诗集中多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如《天安门》,写的是三一八惨案;《荒村》写的是军阀统治下农民的悲苦境遇;《罪过》写的是凋敝的城市里小商小贩的艰苦日子;《飞毛腿》写骆驼祥子们为生存而苦奔的惨状。诗中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构成一幅控诉黑暗社会生活的悲惨画图。而《死水》一诗,既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社会的彻底绝望,“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又企盼社会发生变革,“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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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死水》有不少抒发个人情怀的诗篇。如有对爱情的絮语,有对亲情的咏叹。《大鼓师》呈现了人生的沧桑感,“我”漂泊世界,唱歌无数,待要为自己妻子唱时,“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忘掉她》是悼念早夭女儿的悲歌,“忘掉她,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一声钟”,其幽远、缥缈的诗句里,却蕴藏着永远的伤痛。《死水》已拂去了《红烛》的浪漫轻柔的气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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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的诗歌艺术有了发展。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力方面,依如《红烛》,但在诗歌形式的锻造方面,已与《红烛》有明显不同。《死水》大多数诗篇是按他提出的“三美”要求(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创作的格律诗。在这一点上,闻一多与徐志摩提出的“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又得把形式表现出来”的主张有些相似。闻一多认为新诗格律是“表现的利器”,并提出“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诗的格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不是此处讨论的,但从闻一多因一些诗评家说其诗“长于技巧”而勃然大怒,不惜与友人翻脸来看,他对所谓新诗格律化的标榜,是经不起推敲,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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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集《死水》之后,闻一多在徐志摩的坚请下作四十九行《奇迹》一诗,此后再无新诗发表。经多年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他终于明白“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乃是他对新诗研究最具真知灼见的精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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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家们在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及其诗论,特别是评价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建树上,过高地推崇闻一多的贡献。殊不知,在提倡“现代格律诗”方面,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诸人,都做出了贡献,非独闻一多。而他们之后,格律诗衰落,除因后继者缺乏生活的内涵,或拙于学养及艺术素养外,“现代格律诗”缺乏理论支撑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多年后,何其芳力图重振“现代格律诗”,收效甚微。何也?所谓“现代格律诗”是个伪命题,因为它违背了诗的艺术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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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诗篇,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在新诗格律化的探索方面,也是一位探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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