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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顾颉刚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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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校长司徒雷登在家设宴，邀燕京大学教师赴宴，钱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问大家对燕大的印象如何，钱穆直率而言：原本以为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实际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化’吗？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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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这番话，乃是第三话题。大家听罢，相视一笑，无人应和。但司徒雷登校长听进去并记住了。不久，燕大为此专门召开校务会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改为中国名称。燕大校园有一湖，风景秀美。为给它取名，教授们纷纷献名，皆不能入选，于是钱穆以“未名湖”称之，此名沿用至今。钱穆直言“中国化”，用心良苦；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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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1931年秋，转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历史系开设“中国上古史”课程。与胡适的欣赏和力邀有很大关系。另一原因，乃是钱穆认为燕京大学西化倾向严重，虽经他向司徒雷登校长表示不满，有些改进，但仍觉积习难改。燕京大学一般都用英文发布告通知，连收水电费等项也不例外。钱穆曾为此一年不交水电费，以示不满。校方派人来询问，钱穆曰：“我是学校聘来的国文教师，没必要看英文。”虽将水电费交了，但对这种严重西化教育的现象，一直心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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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燕大西化不满，并未影响钱穆的教学工作。据当时就读的学生李素回忆，他的教学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燕大一景。李素这样介绍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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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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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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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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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课堂气氛热烈、轻松，但对批阅试卷却十分严格。按燕大规定，不及格可补考一次，仍不及格予以开除学籍。他教的学生里，也会出现因此失学者。但他总是找到校方，要求重批试卷，尽力挽回开除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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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来到北京大学后，他和胡适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当时有“北胡南钱”之说。王玉哲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一文中，回忆钱穆之讲课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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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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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北大声名鹊起，为北大著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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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顾颉刚回京途中，到苏州拜访钱穆。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苏州拜访钱穆。之前，蒙曾写万言长信，表达自己对钱的学问的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同游灵岩山，同乘轿到太湖的邓尉山游览。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只顾披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边读边赞叹不已，他对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后，方有“岁寒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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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钱穆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会受到挑战。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问：“听说先生不懂龟甲文，怎么能讲上古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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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容答道：“我不懂龟甲文，因此课堂上不讲。但同学们应当知道，龟甲文之外，还有上古史可讲。你们可以试着听听……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许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几代前，就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还有钱姓。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自称‘疑古玄同’，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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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课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思，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并告诉他，“你知道吗？班上听你课的里面，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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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同事宴请，钱穆、钱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将二人安排坐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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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在你班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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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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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的儿子在上其“中国上古史”课时，将他所讲一言一句，皆仔细做了笔记，他都一字不漏地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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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说：“是的，像他这样勤奋好学的特别少见。”说完心里忐忑，怕自己在课堂上有不当之词，让钱玄同心存不满。岂料，钱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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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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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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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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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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