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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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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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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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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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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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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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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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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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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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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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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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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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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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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做学问一直严谨，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无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偏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究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地方，是不错的。连钱穆自己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当时北大学生不分文史科，都愿意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教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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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钱穆有些观点不甚相同，这很正常。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历史的陈迹是客观的东西，如何再现历史事实的真相，在历史陈迹中发现历史精神，是胡适、钱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宽豁的通儒，可以有些个人的毛病，但以他们的人格，还不会建立门户的壁垒，彼此为敌或钩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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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料说，钱穆去找胡适借《求仁录》一书，胡适虽有，却怕失而不借，结果钱穆在书摊上“仅数毛钱购得”，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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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说，1933年暑假，胡适拜访钱穆，与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学生听不懂。钱穆据理反驳，胡适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于是，钱穆对胡适不满，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务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有研究者认为，此乃暗示钱穆对陈寅恪的研究并不认同。因当时研究晋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认陈寅恪最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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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并不介意钱穆对他有微词，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立刻想到曾在中学教书多年的钱穆，便请钱合编。钱拒绝合编。他认为二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根本不同，最好各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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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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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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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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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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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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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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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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