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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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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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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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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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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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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美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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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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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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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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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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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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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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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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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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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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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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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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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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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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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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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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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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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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