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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寅恪为故友写的碑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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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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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也可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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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会的。当年，胡适花费很大力气，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醉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告诉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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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北平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陈寅恪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将老师的窘境告诉了胡适。胡适闻之，马上决定赠一笔大数目美元给陈寅恪。陈寅恪很感动，表示愿将自己所藏图书让与胡适，以抵巨款。胡适婉言拒绝。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老师的珍藏书籍，借胡适的汽车从陈家拉走一车。据说，陈寅恪只收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北大研究东方语言的年轻学者使用，陈寅恪借机将这些珍贵的藏书交付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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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底，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的计划。胡适托邓广铭转告陈寅恪，南京政府已派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拟接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去台湾。陈寅恪对邓广铭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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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胡适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途决定不去台湾，这是胡适不曾料到的。学人间相互理解，胡适尊重陈寅恪的选择，陈寅恪也尊重胡适的选择。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过：“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一生都坚守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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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两次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弟子和故旧们为自保纷纷写文章清算胡适思想，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连胡适的儿子也参与批判父亲的运动，最后在政治高压之下，精神分裂，抑郁而死。陈寅恪非但不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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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绝响，也是陈寅恪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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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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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第四卷描写文人抗战时，将叙述陈寅恪大师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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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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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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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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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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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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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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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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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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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在上海，梁实秋参加了“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展开大论争时，梁实秋参加了论战。在论战中，太阳社、创造社诸革命作家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装，鲁迅也刚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之间的论战又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几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相比之下，梁实秋的略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及倾向古典主义的文艺批评，显示出一种反文学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对主潮缺失的针砭，是论战中的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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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对古典主义审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现等，与“新月派”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但对于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来说，梁实秋的理论一直坚持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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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自回国后，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史，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道德批评意识与审美理想。研究这时期他写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及《文艺批评》等著作，会发现他在对西方文论做全面研究后，试图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论”，实际上包含善恶二元，放纵欲望就产生恶，以理智约束欲望则导向善。人性永远贯穿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善与恶的冲突，于是社会就产生善恶之争。因此，梁实秋十分赞赏老师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二元特点，坚信只有发扬与依持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才能解决物化所带来的精神沦丧的社会危机。梁实秋认为，中国儒家的伦理，可与新人文主义共融，以形成文学领域的节制与均衡，进而消弭“五四”以来的激进的思潮（《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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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是“五四”以来比较清醒的文论家。他认为五四运动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进行反孔倒儒是过激的，儒文化被无端否定，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社会人心失去理性制衡。故梁实秋对全盘西化、失去传统的五四运动，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基本否定态度。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只有如此，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益于引导理性，有助于“人性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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