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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我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态度鲜明地支持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原理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赏李长之对自己文艺观的坚持,从此引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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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的理论来自美国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义立场;李长之的理论源自德国古典文艺美学,持浪漫主义态度。这两种理论,有同有异有交叉。比如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态度,梁批评新文学运动是“浪漫的混乱”,李则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说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在与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争论时,梁实秋用人性论与他们的非马克思之阶级论相对立,而李长之也斥左翼为“浅妄”,根本不配称批评家。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的左翼声音鼓噪中,他的见识和发声,不啻空谷足音,与梁实秋彼此相惜,微笑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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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家,一个是社会名流、北大名教授,一个只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穷学生。而梁实秋视李长之为知己,学术上相呼应,经济上总是出手相助穷困的李长之,这在当时文坛上也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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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梁实秋主编《北平晨报》副刊时,给李长之发过许多文章,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长之化名发表。后来,梁实秋编《自由评论》时,几乎每期都给李长之留版面,可让李长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拮据生活,即便未写出稿件,也可预支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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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的自传体回忆录《社会与时代》,就是在梁实秋的支持下,发表在《自由评论》上的,梁实秋亲自热情写《编者后记》向读者推荐说,这篇自传体回忆录是“一个青年的诚实坦白的自述,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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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李长之对梁实秋给予的鼎力帮助念念不忘。他曾忘情地对女儿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帮助人,是很热情体贴的,不是直接送钱接济,而是让你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得到它。这样既让你渡过难关,又让你很自尊体面,梁实秋先生就是这样帮助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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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评论》经常发表李长之文章的同时,梁实秋又将李长之推荐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做德文翻译,遂有《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康德著)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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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是不讲哥们儿义气和帮派意识的,他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学批评的独立观点和品格,也不去影响对方的政治立场。梁实秋曾劝李长之加入他所在的民社党,李长之明确拒绝。一次,张君劢请梁实秋代请李长之见见面,李长之断然不见,这些非但没有影响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反而让梁实秋更加尊敬李长之的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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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常常弄人,梁实秋与李长之彼此真心相待,一直亲密无间,但是他们间的合作却往往有头无尾,有命无运。比如,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他为了帮李长之糊口,常约他写稿。李长之潜心创作,其稿往往占去《自由评论》近一半,但后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为《自由评论》提供稿件。《自由评论》成了无米之炊,不得不寿终正寝。更吊诡的是,李长之用心翻译的康德《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一文,因主持者关琪相不满意而无法出版,李长之的心血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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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面临胜利。王云五想由商务印书馆编一套中小学课本,在全国发行。王云五约梁实秋具体操办此事。梁实秋约冰心编撰此套课本,一个月后,冰心退回预支的稿费,表示编不出来,决定退出。梁实秋想到李长之,李长之痛快应允。几个月后,李长之完成了厚厚的八册书稿。可惜交上去,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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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他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不断地发表政治时评,曾在《新月》《独立评论》《自由评论》等报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吁自由、民主、人权。同时,如上所述,他也批评“普罗文学”,反对从苏联和日本引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反对左联推行的“左倾”文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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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不再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在《秋实杂忆·华北视察散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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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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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硕证实梁实秋的上述说法属实,他在《怅望千秋一洒泪》(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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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起,实秋先生就不再写政治批评了。他读了我今年4月20日在《中国时报》所写的《另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之后,甚为称赞,并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写出来。你对国是的意见,我很赞同。从前地方官吏丢了一个城市是死罪,现在一国丢了,没人负责……我早已不谈国是,孔子家语说: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属默者,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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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为了应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由国民党中枢筹划,蒋介石、汪精卫联名拟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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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手中,收到蒋、汪的请柬,决定应邀上庐山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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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梁实秋先到武汉。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推荐,梁实秋被选为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并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就在此会召开前,傅斯年、梁实秋想在开会时,提出弹劾孔祥熙案。但遭到中共代表吴玉章的反对。理由是抗战即将开始,中共支持蒋抗战,孔虽无能,却不能倒孔以扰蒋全力抗战。此举作罢,后有人说梁实秋倒孔,实际支持汪精卫。甚至至今还有人说,梁实秋在抗战初,是拥汪精卫主和的。而梁实秋在《抗战时的我》中却说,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曾联合马君武、傅斯年、罗隆基条陈国是,抨击权贵,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论,略尽言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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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在庐山,蒋介石下午邀请茶话,包括胡适、梁实秋在内的近三百名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参加了茶话会。16日,蒋、汪宴请出席“谈话会”的人士,胡适代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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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现在仍据梁实秋的《弱国无外交》证明他拥汪主和。这里可引几句梁实秋的重要言辞,供读者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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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国”。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弱国就有弱国的打算。弱国的打算就是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无论什么设施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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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落后,是个弱国,这是事实。承认“弱国”,何罪之有?“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不就是抗战只能打持久战的意思?与狂妄自大,自视强国,主张速战速决的论调唱反调,正是清醒之举,错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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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938年12月20日,《再生》杂志发表了张君劢写的《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认定梁实秋与张君劢合谋,“妄图给共产党、边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范”,一句话,是“拥蒋反共”,其是非曲直,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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