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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伏高信也写了两封“答胡适之书”。这位和平主义者、东方文化主义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确应“慎戒”,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要认中国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适之书”中,有几句十分精彩的话,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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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东方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场上结合起来,使世界为之战栗!我们可以效法马克思一句话“所失的不过是铁链(多译为镣铐——引者)而已”,要这样,世界的舞台始会转变,而“朝气的国家”一定能升出新鲜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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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拜访了室伏高信后,在从神户开往东京的火车上,遥望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诗兴油然而生,遂觅得小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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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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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说,“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7月2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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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往往充满悖论。胡适一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什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码头迎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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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战败之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胡适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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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被梁实秋称为“比较温和和高雅的”日本人,这是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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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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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在《看云集·忆岂明老人》一文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苦雨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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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在西城,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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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笔下的“苦雨斋”,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的四合院,房子四白落地,窗明几净。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苦雨斋”里,淡泊而寂寞地阅读“金枝”,吟咏日本俳句,写他清明冷隽的杂文小品。因寂寞而创作,是日本人有岛武郎的名句:“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周作人就是在寂寞中的“苦雨斋”读书、创作的,他在《瓜豆集·结缘豆》中说,“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人生的孤独”。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周作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但正是在这种寂寞的精神状态下,他获得了自由的人生境界,精神获得了自由,创作也获得了新的超越。鲁迅认为,周作人式的“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是“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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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若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会怎么想呢?海明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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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是作家的精神资源,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一个人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被理解,在这一点上,他有时是幸运的;但是它们终究会清晰起来,根据他们以及作家具有的点石成金的本领大小,他们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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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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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周作人在“苦雨斋”写的读书笔记体的精妙散文,给寥落的文坛,添了不少生气和热闹。读者可以经常从《大公报·文艺副刊》《论语》《人间世》《青年界》诸多报刊上,读到署名知堂、岂明的优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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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占去一半篇幅,郁达夫特别推崇周作人的散文,他说,周作人的散文“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在郁达夫看来,周作人的散文远在鲁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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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批评家,太看重鲁迅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性战斗,凡文字都具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如郁达夫就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鲁迅的文章,具有很犀利的批判精神,但作为文学,这只是一种在特别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强化了的功能。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除了教化的功能,还有更重要的审美功能的话,周作人的散文,则另有风景,“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郁达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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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式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与周作人式的“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是散文多样风采中的两种风格,孰好孰次,难以说清。胡适早在1922年《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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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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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话,即使现在看,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可惜的是,即使今天,还有不少文学史家,仍视鲁迅的散文为唯一正道,故意贬低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这恐怕不是审美的偏差,而是鲁迅独大的政治意识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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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文章说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之际,躲进“苦雨斋”无动于衷,却伏案写作,“专谈风月讲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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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事实。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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