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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伏高信也写了两封“答胡适之书”。这位和平主义者、东方文化主义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确应“慎戒”，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要认中国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适之书”中，有几句十分精彩的话，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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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东方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场上结合起来，使世界为之战栗！我们可以效法马克思一句话“所失的不过是铁链（多译为镣铐——引者）而已”，要这样，世界的舞台始会转变，而“朝气的国家”一定能升出新鲜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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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拜访了室伏高信后，在从神户开往东京的火车上，遥望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诗兴油然而生，遂觅得小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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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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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说，“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7月2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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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往往充满悖论。胡适一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什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码头迎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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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战败之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胡适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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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被梁实秋称为“比较温和和高雅的”日本人，这是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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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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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在《看云集·忆岂明老人》一文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苦雨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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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在西城，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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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笔下的“苦雨斋”，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的四合院，房子四白落地，窗明几净。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苦雨斋”里，淡泊而寂寞地阅读“金枝”，吟咏日本俳句，写他清明冷隽的杂文小品。因寂寞而创作，是日本人有岛武郎的名句：“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周作人就是在寂寞中的“苦雨斋”读书、创作的，他在《瓜豆集·结缘豆》中说，“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人生的孤独”。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周作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但正是在这种寂寞的精神状态下，他获得了自由的人生境界，精神获得了自由，创作也获得了新的超越。鲁迅认为，周作人式的“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是“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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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若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会怎么想呢？海明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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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是作家的精神资源，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一个人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被理解，在这一点上，他有时是幸运的；但是它们终究会清晰起来，根据他们以及作家具有的点石成金的本领大小，他们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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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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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周作人在“苦雨斋”写的读书笔记体的精妙散文，给寥落的文坛，添了不少生气和热闹。读者可以经常从《大公报·文艺副刊》《论语》《人间世》《青年界》诸多报刊上，读到署名知堂、岂明的优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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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占去一半篇幅，郁达夫特别推崇周作人的散文，他说，周作人的散文“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在郁达夫看来，周作人的散文远在鲁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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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批评家，太看重鲁迅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性战斗，凡文字都具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如郁达夫就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鲁迅的文章，具有很犀利的批判精神，但作为文学，这只是一种在特别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强化了的功能。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除了教化的功能，还有更重要的审美功能的话，周作人的散文，则另有风景，“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郁达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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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式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与周作人式的“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是散文多样风采中的两种风格，孰好孰次，难以说清。胡适早在1922年《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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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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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话，即使现在看，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可惜的是，即使今天，还有不少文学史家，仍视鲁迅的散文为唯一正道，故意贬低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这恐怕不是审美的偏差，而是鲁迅独大的政治意识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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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文章说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之际，躲进“苦雨斋”无动于衷，却伏案写作，“专谈风月讲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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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事实。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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