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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事实。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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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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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苦雨斋”里，寂寞着，但又不是“谈风月讲趣味”，那能干什么呢？作为“五四”那代人且为骨干的周作人，不关心政局、不触及时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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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2日，周作人从日本返回北平。第一件事是访亡友刘半农的夫人。周作人去日本途中，刘半农在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回归热，回到北平后医治无效亡故。等周作人到东京，才从友人那里得到此讯，闻之怅然若失，悲痛欲绝。夜深人静之时，周作人想起自己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同期还有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一文。他记得刘半农在《题记》中写道：“昔苦雨斋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此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信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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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他们二人还在《论语》上以诗相和。刘半农诗为《自题画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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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 桐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窬（yú，指门边的洞——引者）钻。 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 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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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记得十七年前，初见刘半农时，刘半农脚穿灰蓝缎帮鞋，钱玄同戏称此鞋为“鱼皮鞋”，遂和刘半农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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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相庄严许拜参，面皮光滑鬓毛斑。 眼斜好显蛾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 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 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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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与周作人的诗，各画了一张肖像图。刘半农为自己，周作人为刘半农。皆显其形、其神魄。两位老友唱和间的嬉笑、诙谐、戏语，掩不住感情笃深。往事似烟，周作人每每想起，总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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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刘半农追悼会。周作人沉痛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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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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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从人格和学问上极恰切地总结了刘半农的长处，表达的也正是自己看重老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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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生，不断地送故人离去。徐志摩济南空难后，周作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与自己并无深交，甚至有笔墨交锋、相互讥讽的过世故人。他在《看云集·志摩纪念》中，为“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的徐志摩表达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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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周作人在好友李大钊就义时震惊、哀痛的情景。当《顺天时报》发表文章肆意向李大钊的英灵大泼污水时，周作人愤怒了，连续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捍卫李大钊的一世英名，说他是“以身殉主义”的高风亮节之人。文章正气凛然。周作人还与胡适等人保护李大钊遗孀、遗孤，心中还惦记着李大钊文集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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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一八”殉难者追悼会上，周作人也来送那些并不相识的年轻人，他献的挽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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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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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作人上面的文字，依旧可见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文人身上的温暖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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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雨斋”，也并未与外界隔绝，他时常会与文学界所谓的“京派”圈子保持联系。查1934年9月22日周作人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金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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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称为“京派”的文学圈子里的人，有的是周作人的朋友、学生，有的是后进的新人。有的一直亲密相处，如俞平伯；有的曾有过碰撞，如梁实秋就与他有过“丑的字句”的争论。朱自清在谈到这场论争时说：“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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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的字句”争论刚息，梁实秋又多次著文，批判“五四”文学“浪漫的趋势”，周作人就是被批评者之一。但这纯属文学观念之争，并没有像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搬出十八般武器。周作人与梁实秋在争论中，照样可以做朋友。比如，梁实秋特邀周作人到清华文学社做文学演说。周作人觉得梁实秋对“五四”文学浪漫主义的批评有道理，则由衷折服。梁实秋办《自由评论》，周作人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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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与友人交往、讨论，“苦雨斋”也不是凄风苦雨中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寺。周作人的寂寞，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夸大了这种寂寞，说他在入世与出世间苦苦挣扎，或硬与世界观相挂，往往会远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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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关心社会，触及时事和政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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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刘半农之时，他仍关注时事、国事。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大谈日本入侵中国的形势，“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指出“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并对国人对待中日交战充斥着“国粹的狂言与八股言论”表示担忧，“即军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认为这是缺乏理性的危险态度（《跋知堂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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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点，与同时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全国震惊之后》的观点，很接近。胡适批评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敌，“我们的一切法宝：口号标语、精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轮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是抵御不了的。与周作人批评国民之“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的轻敌思想相近，指出非理性的轻敌之论，是抵御不了日本侵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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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作人还参与胡适与“子固”关于御敌的争论。一位署名“子固”的人发表文章，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抵御外侮，非“依靠自己”“长期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的“自救”主张。而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国之道。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批评国难当前大谈复古老调的现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战士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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