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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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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从人格和学问上极恰切地总结了刘半农的长处，表达的也正是自己看重老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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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生，不断地送故人离去。徐志摩济南空难后，周作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与自己并无深交，甚至有笔墨交锋、相互讥讽的过世故人。他在《看云集·志摩纪念》中，为“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的徐志摩表达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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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周作人在好友李大钊就义时震惊、哀痛的情景。当《顺天时报》发表文章肆意向李大钊的英灵大泼污水时，周作人愤怒了，连续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捍卫李大钊的一世英名，说他是“以身殉主义”的高风亮节之人。文章正气凛然。周作人还与胡适等人保护李大钊遗孀、遗孤，心中还惦记着李大钊文集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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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一八”殉难者追悼会上，周作人也来送那些并不相识的年轻人，他献的挽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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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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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作人上面的文字，依旧可见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文人身上的温暖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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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雨斋”，也并未与外界隔绝，他时常会与文学界所谓的“京派”圈子保持联系。查1934年9月22日周作人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金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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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称为“京派”的文学圈子里的人，有的是周作人的朋友、学生，有的是后进的新人。有的一直亲密相处，如俞平伯；有的曾有过碰撞，如梁实秋就与他有过“丑的字句”的争论。朱自清在谈到这场论争时说：“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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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的字句”争论刚息，梁实秋又多次著文，批判“五四”文学“浪漫的趋势”，周作人就是被批评者之一。但这纯属文学观念之争，并没有像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搬出十八般武器。周作人与梁实秋在争论中，照样可以做朋友。比如，梁实秋特邀周作人到清华文学社做文学演说。周作人觉得梁实秋对“五四”文学浪漫主义的批评有道理，则由衷折服。梁实秋办《自由评论》，周作人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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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与友人交往、讨论，“苦雨斋”也不是凄风苦雨中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寺。周作人的寂寞，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夸大了这种寂寞，说他在入世与出世间苦苦挣扎，或硬与世界观相挂，往往会远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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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关心社会，触及时事和政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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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刘半农之时，他仍关注时事、国事。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大谈日本入侵中国的形势，“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指出“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并对国人对待中日交战充斥着“国粹的狂言与八股言论”表示担忧，“即军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认为这是缺乏理性的危险态度（《跋知堂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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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点，与同时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全国震惊之后》的观点，很接近。胡适批评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敌，“我们的一切法宝：口号标语、精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轮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是抵御不了的。与周作人批评国民之“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的轻敌思想相近，指出非理性的轻敌之论，是抵御不了日本侵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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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作人还参与胡适与“子固”关于御敌的争论。一位署名“子固”的人发表文章，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抵御外侮，非“依靠自己”“长期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的“自救”主张。而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国之道。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批评国难当前大谈复古老调的现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战士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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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还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形势。从报上见到希特勒派军警捉同性恋者，于是写《关于捉同性恋爱》一文，从希特勒烧性书，驱逐犹太人说开去，由此及彼，又谈到希特勒“冲锋派清党”，继而笔锋一转，说道：“中国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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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战事起，“妇女参战”的问题，周作人也感兴趣，忍不住撰写《关于孟母》一文，“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干花圈”，表达了他的反非正义战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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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初，周作人与胡适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讨论。是年1月9日，胡适致信周作人，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人生哲学。介绍“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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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此信，是回应周作人曾写信劝胡适凡事不可太热心，“汔可小休”的，故胡适在信中，反过来又说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胡适往来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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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对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适严峻。同月，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谈到自己文章和为人处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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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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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焦躁心态，文化也带一股焦躁之气。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闲适之气，即胡适所说的“淡远”“平和”之气，绝非是一种对现实逃避，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对现实更清醒的把握。即便从道德、事功角度去看，闲适淡远的境界也是体现着随缘任运的明智和“以物观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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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闲适的境界周作人是努力追求了，但最终也没有修行到火候，以沉沦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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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逼近交战状态，周作人还是清醒的，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了《关于征兵》的演讲。他甚为激昂地力主“修武备”，“用强力来对付”日寇的侵略，而且要求政府追究“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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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他在写给学生俞平伯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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