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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对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适严峻。同月，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谈到自己文章和为人处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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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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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焦躁心态，文化也带一股焦躁之气。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闲适之气，即胡适所说的“淡远”“平和”之气，绝非是一种对现实逃避，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对现实更清醒的把握。即便从道德、事功角度去看，闲适淡远的境界也是体现着随缘任运的明智和“以物观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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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闲适的境界周作人是努力追求了，但最终也没有修行到火候，以沉沦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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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逼近交战状态，周作人还是清醒的，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了《关于征兵》的演讲。他甚为激昂地力主“修武备”，“用强力来对付”日寇的侵略，而且要求政府追究“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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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他在写给学生俞平伯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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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载北大将迁汴，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居然得列于古物南迁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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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对国民党不抵抗即将华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丑行，表示了嘲讽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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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周作人又写《颜氏学记》，严厉谴责“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在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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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学记》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气节论”也进行了批评。周作人说：颜子推“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于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他认为“事功”，即实际的行为与效果，比抽象无原则地空喊“气节”重要得多。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英雄崇拜》，对史可法的气节崇拜提出异议：“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周作人认为，气节，须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牺牲太大。而且，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他哥哥鲁迅，在《寻开心》一文中，支持其弟的观点，说：“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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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重抗战的实际准备，一味高唱“唯道德论”，乃是一种新国粹主义，也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消极抗战论。周氏兄弟的批判，意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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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周作人还曾发表《弃文从武》一文。此文表现了周作人在中日大战一触即发的局势下的矛盾心境：文人应有守土之责，又深感书生无用，而对战争的前途也缺乏信心。他说：“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弃文从武》比《颜氏学记》似乎更冷静、更理性些，开始考虑中国“从武”“武备”具不具备与日本开战的能力，文中流露出无奈和悲观的情绪。据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透露，他在撤离北平之前，找到周作人谈了一次话，周作人重复《弃文从武》的观点，对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胜的，人家海军还没打，已经登岸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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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日本语》《日本管窥》和《谈日本文化书》等文，指出有必要对中日关系及其出路，从另一个角度，即非军事角度，进行考察与选择。文中说：“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周作人的考虑并非无道理。当时中国国民被仇日情绪支配，周作人能保持这种清醒的理性态度，殊为不易。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里，指出即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其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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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在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笼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性精神，这是值得重视的。”（《周作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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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之后，文坛各派势力严重对立，交锋论争不断，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在《关于写文章》一文中认为，这种笔战“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兄长鲁迅却与他唱反调，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中则说：“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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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先不论周氏兄弟之论孰是孰非，他们都积极地投入论争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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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打压，同时又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已被左翼作家视为异类，遭到否定和批判。只是当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鲁迅，周作人没有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攻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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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左派们停止了对鲁迅的“围剿”，鲁迅也就成了左联骨干。当然，文坛并未因此而如鲁迅所说，“决不因此混乱”。左派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依然严重，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但是，左翼作家对周作人、胡适和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就不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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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林语堂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左联的论理家胡风。在文章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于一身的观点，胡风指出：“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主义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父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意思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已失去了他的历史积极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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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针对胡风的这篇文字虽聱牙，意思却清楚的文章，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回敬，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周作人是说，在历史的变动中，持“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文人之间，是“隔”而不通，没有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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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又写《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批评周作人的论调“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向强者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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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认为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的基础上的“新礼教”，告诉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周作人一直在反对“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与“载道”的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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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里，他是赞同周作人的。在鲁迅三弟周建人写的《致周作人书》中，可知鲁迅与他的谈话，鲁迅说了下面别有见地的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当然，鲁迅这些话，只是说给三弟听，并未敢公之于众，鲁迅是深知其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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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与周作人在个人感情上已是水火不容，形同陌路了。但他们之间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如反对文学做政治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载道”的工具等问题的看法上，是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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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并非是一种默契、自觉的配合，而只是基于实事求是。他们之间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又都遵守一种法则，不公开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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