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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有一篇文章说：“吴承仕在北平进步学生和文化界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他的旧日的师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细说民国大文人》一书也说，因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云云，此系揣测，并无实据，皆相互抄录，以讹传讹而已。1936年，吴承仕在自己创办的《时代文化》杂志上，发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辛辣讽刺国民党的国歌是“无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文章巧妙在从国语须区别四声说起，表面是文化探讨，实则为锋指国民党之独裁和倒行逆施。吴承仕将此文遥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收到后，即复信弟子吴承仕说：“前接《国歌改造运动》数纸，已付导儿分赠同学。”导儿，章太炎长子章导，当时在大夏大学读书。倘若如所传，章太炎因弟子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而视之为叛逆，断绝师生之谊”的话，何以会复信吴承仕，并支持他写《国歌改造运动》？师生因信仰不同，偶有歧见，自然难免，但“断绝师生之谊”之说，纯属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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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门生众多，且多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黄侃、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吴承仕、汪东、曹聚仁等，众星闪烁，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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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众多弟子中，尚有所谓的“四大金刚”“五王”和“二妙”之说。“四大金刚”，系指黄侃、汪东、钱玄同、吴承仕。“五王”者，“四大金刚”加上朱希祖，即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而后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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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专门介绍集清末状元、民国时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章门传奇人物吴承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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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出版的缩印本《辞海》的“吴承仕”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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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仕（1884—1939），学者。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炳麟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院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以新观点整理古籍，较有成绩。1933年以后，在北平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当时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影响。抗战以后，坚持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辨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车》《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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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承仕赴南京乡试，中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以举人身份赴北京，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贡考（俗称殿试）。因时逢“戊戌变法”，停科举改为“举贡考职”。吴承仕与进士一道朝考，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朝元”，亦称状元。光绪钦点大理院主事。年仅二十四岁之吴承仕，成为清王朝最年轻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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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吴承仕出任司法部佥事，如同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但吴承仕不恋仕途，不久拜章太炎为师，将精力转入学术领域，遂成大学问家，后又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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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同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蒋南翔写的《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章。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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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行隆重的集会纪念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前清的举人发展成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这样漫长曲折的战斗经历，是举世稀有的。无论从他的学术成就，从他的革命实践来说，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和永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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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因章太炎屡屡发表不满蒋介石的言论，国民党两次通缉他，章太炎先生遂有三年隐居生活。吴承仕等弟子在老师隐居时，多与他联系，慰藉他。吴承仕曾写《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路线》，在《盍旦》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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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由于前者，他认识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于后者，他认识当局某种借口是摧残救国运动的工具而敢于揭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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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又二十六日发表谈话：“学生爱国运动，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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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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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受着预告暴风雨到来的低气压，觉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当“救国”“祸国”两词可以随人播弄的现阶段，尤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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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张和对于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支节的，是必至的而非偶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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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既消除舆论对章太炎冠以“复古”“保守”的偏见，又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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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西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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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生生来讲学，真可谓前呼后拥，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一讲数小时，这些平日在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仍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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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彦是1933年暑假只身到北平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的。后又参加北平左联和旧学联的活动，参加一二·九运动，被选为“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行委员。他的回忆，显然是后来听说的，因此与事实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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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应吴承仕所“邀请”来讲学，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并顺便应吴承仕等弟子之邀在北平讲学。另一目的，是携来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设法印制出版。众弟子纷纷出资，“交由吴检斋总其成”。钱玄同、吴承仕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辑校阅。《章炳麟论学集》终得出版。章太炎见到书，甚是高兴，即给吴承仕写信道：“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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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沈阳、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吴承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曾与高步瀛、袁同礼等多名教师联名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奋起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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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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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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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战性。坚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坚持屡禁屡办的韧性精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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