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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们一伙文人，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每人痛饮三口，豪情万丈，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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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早已在日本横滨秘密建立炸药制造所，研制炸药。归国后，蔡元培发展上海爱国女校化学老师钟观光和俞子夷，制出威力很大的毒药。但考虑使用不便，转向研制炸药，当时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钊。章士钊又拉来陈独秀。有了炸药，拟订刺杀慈禧。于是北下京城，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终因防备森严，经费耗尽，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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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蔡元培早就心仪陈独秀，陈独秀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蔡元培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过陈独秀。后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听说，后来出资人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全凭陈独秀独木苦撑了几个月，对其敬业精神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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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陈独秀忙从里屋拉出汪孟邹。向蔡元培介绍：“讲起办报，全凭孟邹兄撑腰。”蔡元培知道汪乃上海滩的报界闻人。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是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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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夏，章士钊办的《苏报》被查封后，几经奔波又筹办了《民国日报》。当时，蔡元培也在上海，章士钊对他说，他和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一间小阁楼上。陈独秀足不出户，又撰稿又搞编务，经常彻夜工作。一日，章士钊忽闻异味，竟是从蓬头垢面从不换洗衣服的陈独秀身上飘来。他忙走近老友，见陈独秀肮脏污黑的衣领上竟爬满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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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更是夙兴夜寐，是报社最为繁忙辛苦的一位。汪与陈的相识也颇有趣儿。一日，汪孟邹正在科学图书社办公，忽有一位剪了辫子、披着半长头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手执雨伞闯进来，说是要来办报。汪一怔，见面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两唇宽而红润，双目炯然放光，自报陈独秀。汪告诉他，这里一日两粥，清苦得很，他却说，有粥就好。当时芜湖尚无印刷厂，稿子编好后须到上海印刷，印毕再寄回。报纸一到芜湖，陈独秀包揽了分发，打包、邮寄，麻利而尽职。一次，因有事，汪曾到他的小屋找他。见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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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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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邹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有如此阔大心胸的年轻人，目前虽破衣烂衫，但前程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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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邹的东亚图书社后来得以发展，与陈独秀的智慧点拨有关。自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曾与柏文蔚有交谊的陈独秀，颇被人看好。朋友都来劝他，出来做官吧。陈独秀却极为冷静地劝诫朋友，这时局不会长久。他颇有眼光地看好办报开书店，劝朋友凑股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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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日夜都梦想着革新大业，这几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趁着酒力，找到汪孟邹说，让我办份期刊吧，我让它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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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由汪孟邹承担，财力已拮据，无力再办期刊，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上海青年》雷同，和陈独秀商量后，改《青年杂志》为《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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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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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到前门陈独秀下榻的旅社拜见他，并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求贤若渴地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说，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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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听此，仓促无备，忙委婉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忙表示，那就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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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被老友镜片后执着和慈爱的目光感动了，那目光里有领袖群伦、宽厚长者的情怀，但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他为难了。于是他说：“我向蔡先生推荐胡适博士，此人比我强，适合担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自然也喜欢胡适。他在《新青年》上读过胡适的《寄陈独秀》长信。对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十分赞赏。尤其对胡适在海外提出的“一个国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的主张，赞叹不已。蔡元培知道，他到北大主政，与旧势力必将有一场苦斗，他需要陈独秀这样的青年领袖，也需求胡适这样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身材短小，留着两撇细胡子的“桃园渔夫”，气度儒雅地微微一笑：“仲甫，我还会来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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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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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要彻底改造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他很清楚邀请陈独秀的重要性。北大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大学，但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是为培养封建官僚而创办的官校。进士学馆深造，也是举人进士出身之各京曹官吏获取官职的台阶。后来又有专门为新进士肄业设立的进士馆。学生个个是官吏老爷，旧贵族的没落腐朽习气弥漫学校。民国后，学生仍以官僚、巨富、名流子弟为主，前清遗少不在少数。时代理校长胡仁源也是前清进士，后留学英伦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大预科学长，后代理校长。他所聘教员多是前清遗老与封建士大夫名流，如文科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诸人。学生中不少身着长袍马褂、手捧水烟袋的公子哥，即便优秀者，也不过在二流小报写写花边文章，或以香艳之文捧捧女伶。下等者，整日打麻将，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校风极差。在严重缺乏学术空气的环境下，优秀人才寥若晨星。蔡元培要厉行改革，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于是才出现了清流云集、群贤毕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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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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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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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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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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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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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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