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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灯时分，陈独秀将信拿给蔡元培校长看，蔡校长看罢，点头笑曰：“写得好！”遂拉起陈独秀去见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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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上北大不远处饭庄的木楼梯，进入一间包厢。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迎上前，拉起两位器宇轩昂的老朋友的手惊呼：“原来是行严兄、守常兄啊，快哉，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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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者，名士章士钊也，字行严，湖南长沙人。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么评价章士钊：“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文，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并说“导前路于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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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1881—1973），少年时即好文章，1910年求学于武昌两湖学院，与黄兴结识。次年，赴南京，入陆师学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霞的赏识。又一年，拒俄运动兴起，章士钊率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相识，受其器重。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和邹容义结兄弟，互换兰谱。一日，年岁最小的邹容问章士钊：“大哥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哥（张继）写《无政府主义》，小弟我著《革命军》，你有何作？”章士钊大窘，于是根据日本人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为蓝本，写了一本《孙逸仙》，自己在序中说：“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为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此书一问世，影响极大。当时国内尚不甚知晓孙中山，自有此书，孙中山名声大扬。此期间，章士钊还编著《黄帝魂》《沈荩》等，唱响革命劲歌。1903年6月至7月，由章太炎推荐，章士钊主持《苏报》一个多月，宣传“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6月9日，他亲自写《读〈革命军〉》，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邹容的《革命军》广告。次日，他又编发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个多月来，《苏报》发表四十多篇革命言论，在上海舆论界大放异彩，令《申报》等黯然失色。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命令有关部门查禁《苏报》。6月29日《苏报》仍刊出章太炎之《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热赞革命，力抨光绪为“小丑”。清政府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而舆论震惊。连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与《苏报》有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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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迫害，章士钊主持《苏报》仍继续出版七天，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7月7日，《苏报》被封。从7月到12月，由于租界当局与清廷的分歧，直至年底，“苏报案”仍未了结。章士钊写《苏报案纪实》，扩大革命影响。1904年初，章士钊回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组建华兴会，准备武装起义，因事泄乃流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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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后，“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祸发且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文、黄兴，不欲交往，则发愤自力于学”（《现代中国文学史》）。同盟会成立时，章太炎强逼婉劝，邀其参加，章士钊坚拒不从。于1908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攻读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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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不久，章士钊从英归国，黄兴、宋教仁、张继邀其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再遭拒绝。于右任请他主编《民主报》，但他因与党人议论不合而遭排挤，愤然离去。南北议和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为复辟，以优厚条件语之，章士钊宵遁上海，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联系，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去日本，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专制独裁。同办《甲寅杂志》者，就有陈独秀和李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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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认为章士钊不是纯粹书生，而是一位懂得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闹起来时，章士钊以极大热情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就在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曾极力拉拢章士钊，章对应聘北大兴趣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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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守常则是李大钊。章士钊此次拉李大钊与蔡元培和陈独秀会面，自有他的打算。是年年初，《甲寅杂志》改为月刊后，由李大钊和高一涵协助他主编。他觉得今后与《新青年》的许多事情，李大钊都可多帮他分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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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特立独行，举止霸悍，但又有柔情，见到老友章士钊和李大钊，想起与他们亡命日本的种种情景。就在两三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办《甲寅杂志》，几次来信邀他去协助办刊……陈独秀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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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站起来举起杯，很动情地对章士钊说：“行严老弟呀，你办《甲寅杂志》，收留为兄，使我们找到思想革命救国之路，后来才有《新青年》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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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笑道：“仲甫兄一到《甲寅杂志》，这里便成了徽籍士人的清谈馆了，硬是把我和守常弄成了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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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李大钊憨憨地笑着，陈独秀又站起来给李大钊敬酒：“守常啊，兄要感激你的宏文《青春》哪。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期，登了你的《青春》一文，洋洋洒洒七千余字，充斥着浩然正气，给《新青年》增了光彩呀，我至今还记得文章结尾之妙哇，弟高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何等磅礴的青春之气，青春之气气冲霄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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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也把李大钊的思绪带到日本东京的“月印精舍”。那虽是一座简陋的民宅，他和几位学友合住在那里。舍外萋萋荒草掩住假山古刹，他和学友边赏樱花边论救国之道。当时他已读过一些日译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他把一些这方面的书寄给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正苦苦寻找救国之路，有些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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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也端起酒杯，走向李大钊发出邀请：“守常啊，真希望你也到北大，我们一同建设新北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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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了解李大钊：河北乐亭人，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与反袁运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蔡元培此刻心中已有安排，让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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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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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北京，风沙弥漫，乍暖还寒。北京城里围绕着对德宣战之事，闹得沸反盈天，亲美派和亲日派的“府院之争”已白热化。对此陈独秀等人看得很明白：无非是列强想借中国参战之机，多瓜分一点德国在华利益而已。日本人为此，已秘密与段内阁签订《中国军械借款》，先下手多分几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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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读者不解，便致函《新青年》问：“为什么你们主张中国向德宣战？”陈独秀著文答曰：一、对德宣战不是想获得赔款，也不是报旧怨，与主张公理更无关，而是要为中国争得一点弱者的生存空间。既然已与德国断交，已非中立，与其骑墙，莫若宣战。二、不喜欢战争，是中国人的旧疾。几千年来，只配当奴隶，图一时之苟安。所以要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我们是绝对不敢赞同的。如果什么事都由多数决定，您就看吧，留辫子、裹小脚、复科举、辟帝制，难保不会都有多数人赞成。三、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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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亲美外交总长伍老博士伍廷芳，到新婚的蔡元培家拜访，以求其新夫人黄仲玉的画为名，实际上是拉社会名流支持亲美派的对德方略。一位清末显宦名流，低声下气地到士子群里寻求支持，让蔡元培不胜感伤——想不到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下作！相较之下，北大真是一块干净的地方。不走仕途的学者再愚蠢、癫狂，文人的操守、道义还在，也有真学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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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终于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告结束。段祺瑞带随员移师天津。就在这一天，蔡元培在吴玉章等人的陪同下，也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蔡元培此行，一是应南开中学邀请去演讲，二是应陈独秀之请去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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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车站，老朋友严修和张伯苓如今是南开中学的校董和校长，早已在站台等候多时。中午老友设宴，席间自然谈南开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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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南开中学礼堂，演讲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博得莘莘学子的阵阵喝彩。会后，张伯苓特别向他介绍了南开的高才生——后来成了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周恩来眉宇存英豪之气，谈吐不凡。他向蔡元培深鞠了一躬，说自己速记了一份先生的讲稿，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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