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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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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中，可读出周作人面对家乡疏离，他人不解的那种难耐的孤独。几天后他作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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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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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心境又添了悲凉。这悲凉让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王金发光复了绍兴，一切又归于沉寂之后，心怀疑虑而冷漠。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长沈钧儒委任周作人为本省视学后，他的态度仍不积极。到了1913年春，中华民国虽立，但大权旁落袁世凯，宋教仁被暗杀。不久，周作人应聘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但周作人的真正兴趣，是读古书，抄古书，有时也译些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有关儿童文学的东西。从中却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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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还继续着在日本即已开始的介绍俄国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工作。1914年，周作人出版了在日本就翻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并经常系统地在杂志上介绍拜伦、谢甫琴科、裴多菲等诗人，同时，他还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段时间的译著精选编成《异域文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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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此期间，除帮其兄周树人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外，还自己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及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在《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周作人还对绍兴古迹颇感兴趣，不仅著文介绍，还撰文《论保存古迹》，呼吁珍爱文化遗产。周作人受其兄影响，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价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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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就是在赏玩古玩、追怀先贤，秉烛夜谈，写作翻译的悠闲和孤寂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再次与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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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辆洋车，从山会邑馆前往沙滩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因车夫听错了浙江口音，拉错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长外出仍未能谋面。蔡元培得知，翌日亲自登山会邑馆见周作人。告之，学期中间，难设新课，建议他先到预科任教。周作人犹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议，让他到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张勋复辟前后，周作人刚刚到国史编纂处工作一个月，一日突发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虚惊一场。经历全过程的兄长周树人，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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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到北大后，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当属刘半农。他们第一次谋面，是在刘半农暂居的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刘半农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文笔极好，寥寥几句，便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写出。不过“上海少年”与“俄国英雄”一见倾心，却很有趣。当然，两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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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笔下“头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刘半农，11岁在家乡江阴翰墨林小学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因与同学瞿秋白等参与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与二弟刘天华参加本地革命团体，后又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书与英文翻译。1912年初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兼演员。为生存，刘半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经陈独秀引导，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以刘半农署名的《灵霞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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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正是读到《灵霞馆笔记》，方了解刘半农的。他以为，原是些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组织，却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与刘半农接触中，感到他虽有革新之志，却在谈吐间流露出文人的幽默灵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灵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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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刘半农外，周作人与钱玄同也是终生不渝的文友。这三人，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评价钱玄同时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与刘半农见面就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诗：“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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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钱、刘大抬其杠，闹得面红耳赤之时，周作人总是在旁微笑倾听。文人间的斗嘴，常常妙语连珠，趣味无穷，其学养和性情尽在其中，听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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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的恶作剧，也常让周作人忍俊不禁。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回信竟无笺牍，而将二纸黏合如账册，封面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内文是：“（生）咳，方六（周作人）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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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友人在新文化运动大潮即将涌涛而来之前，在闲逸中，抒写性灵的不悖于风雅，或是民国初，文人的拂衣而高蹈，不囿流俗的一种人生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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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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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日，也就是英、法、日、俄等协约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承认中国对德宣战所提的参战条件的第二天。在初秋温暖的下午，一位乌黑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进弥漫着皇家气派的北京大学。经人指点，他敲开了陈独秀办公室的门。虽从未谋面，陈独秀却断定这个二十六七岁的斯文学者就是他苦苦等待的人，便两眼放光，高声嚷道：“定是适之，我们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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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博士”二字，让胡适有些窘态。今年5月23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答辩口试。上年已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初试的笔试和口试，获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次答辩口试，博士论文通过，但须修改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胡适既未按需求修论文，也没交百本样册，因此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授衔仪式却一直拖到1927年。最后还是在胡适的导师杜威本人的请求劝说和主持下，在近乎赔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在他这次回国时，报界提前公布他的博士头衔，让他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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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1915年通过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知道胡适的。汪孟邹请胡适为《青年杂志》写稿，并诉胡适《青年杂志》的主撰为皖人陈独秀。不久，汪又致信胡适催稿，称：“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胡适于次年9月，以白话文译俄小说《决斗》，发《新青年》，11月作《文学改良刍议》寄陈独秀。1917年1月，胡适经陈独秀力荐，答应到北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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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孟邹处，陈独秀得知，胡适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是自己的小老乡。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秀才，做过州县级的地方小官。上庄山水环抱，景色秀丽，古风犹存。胡适在家乡受九年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求学，两年后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转入中国新公学，兼英文教员。19岁考取留美官费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又转入文学院读哲学、经济、文学诸课程，1914年获文学学士，9月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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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邹讲，胡适13岁到上海，进梅溪学堂读书，尚不懂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被编入最低的一班。有位国文老师讲课时，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的“传”解释成《左传》。胡适课后，捧书到老师前，低声且恭敬地说：“先生，这个‘传’字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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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先是一惊，又将信将疑问胡适：“侬读过《易经》？”见胡适点头，就又问还读过什么书，胡适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更加吃惊，就以《孝悌说》为题，让胡适作文。从未开过笔作文的胡适就写了百字文。先生看罢，称赞不已，便拉着胡适，转到第二班，连升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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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独秀听了，大为赞叹胡适的聪颖过人。汪孟邹笑曰：“若是你仲甫遇到这样谬解‘传’字的老师，还不将他轰将出去！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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