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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590 当时陈独秀听了,大为赞叹胡适的聪颖过人。汪孟邹笑曰:“若是你仲甫遇到这样谬解‘传’字的老师,还不将他轰将出去!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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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592 还是汪孟邹讲的,胡适早在1915年,即开始提倡白话文,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都不苟同,尤其对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更极力反对,于是双方发生笔战,胡适就给反对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话长诗逗他,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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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594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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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00 陈独秀知道次年4月,胡适又写词《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之后,才有翻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页的《文学改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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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02 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向新世纪跨出惊世骇俗的第一步时,陈独秀的主张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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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04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张: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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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06 对此文,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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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08 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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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10 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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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12 谈到对胡适“首举义旗”之初,最坚定地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的,除陈独秀外,便是更武断更激进的章太炎门徒钱玄同。钱玄同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将时代提倡复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方苞等喻为“十八妖魔”后,他在1919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发表于《新青年》),又杜撰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钱氏将古文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后又载《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中,称古文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在陈、钱看来,三千年来所有古文宗师,三教巨头都应推下地狱。此调虽无科学性,但激烈的态度,也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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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14 与陈独秀愉快地见面并愉快地交谈后,陈独秀把胡适引到北大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到校长室见蔡元培。一位老革命家、一位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思想领袖,与名震当代中国的宿儒,具有历史意义地相会了。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蔡元培生于丁卯年,陈独秀生于己卯年,胡适生于辛卯年),正是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他们的风云际会,不仅为改造繁荣北大,而且为改造繁荣中国思想文化奠下了沉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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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16 蔡校长一见胡适,先微笑,然后仰天长吁了一声:“总算等到胡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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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18 胡适感动地向校长鞠躬:“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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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20 蔡元培握住胡适秀气的手。他知道,随着胡适的到来,北大的整顿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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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28 蔡元培校长在校长室见了胡适之后,拉着胡适,由陈独秀和钱玄同作陪,在饭店给胡适接风。席间,自然少不了谈到北大的校风。钱玄同快人快语,说不少学生不好好学习,逛妓院、打麻将、捧戏子;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特意提到辜鸿铭,既非批评,也非表彰,只讲现象,说他上课时,还让仆人给他点烟倒茶。上第一节课时,同学们见他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但见过大世面的辜鸿铭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学生一番,然后说:“你们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轻易剪掉,然而诸位长在脑袋里面无形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了。”又说辜鸿铭精通多种外语,在北大无人可望其项背,但中国字却马马虎虎。一次他讲《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误写成“宴”字。学生向他指出,他边改边发牢骚说:“汉字之晏与宴,不过是日字上下调换一下而已,却字义大不相同,英文就少了如此麻烦。”学生不服,站起说英语也有将“god”(上帝)倒过来写成“dog”(狗)的。老先生竟只有耸肩无语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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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30 钱玄同举此例,实际上在夸校长兼容并蓄、冰火同炉,“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他的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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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32 陈独秀是赞同兼容并包的,他推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便是明证。他对胡适说:“北大学生的旧学根基很深,有不少人才。”接着他向胡适介绍了李鸿章嫡孙的事:一次讨论学生周谷城提出成立“雄辩会”之事。一位个头细挑、器宇轩昂的理科学生,昂步走进会议室,发表了很精彩的演说,这些年来,兄弟一直研究洋务运动和中国前途。为什么中国洋务派与日本同时起步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之梦却破灭啦?还有,要救中国,“中体西用”究竟灵不灵?我以前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一位自然是先祖父李鸿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祖父成了千人唾骂的民族罪人。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他以74岁之高龄,带着“以夷制夷”的使命,率庞大使团游说欧美各国时,却意想不到地受到盛大欢迎。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日庆典时,他被排在七十多个国家使团的前列……当船抵日本横滨时,尽管日本多次邀请,这位自尊而固执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岸。他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曾发誓永不踏上日本国土。他多次告诫我们,永不要相信日本人,这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民族。在他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我是大清的功狗哇!记住,弱国无外交!”我尊敬的第二位伟人是梁任公,他敢于和那位老朽康南海决裂,提出“新民”说,真令人耳目一新哪!第三位伟人则是屡战屡败的孙文,但我佩服他的精神,那种为再造共和如印度国父甘地般的坚韧和气度。愚昧而孱弱的中国需要新的“孔子”来造就中国式的剑桥和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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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34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自然忘不了那位北大高才生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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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36 胡适听后,动情地透过窗子,望着深邃而高远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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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0638 临近散席时,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三年前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他写的《非留学篇》,交给蔡元培。蔡元培回家读后,发现胡适和自己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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