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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了解他的师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且在这段时间里，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说《怀旧》，描写小镇封建余孽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情态。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当时的主编恽铁樵认为小说有独有的生动尖锐和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在其中，就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1913年4月）上。主编恽铁樵在“附志”中做了赞扬，认为《怀旧》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的文学青年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评价道：此文虽以文言文写成，但由于“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以钱玄同的眼力，自然看好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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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多次来拜访这位五年前随自己从南京迁北京的同门师兄。见他到教育部后，一直单身蜗居补树书屋整整五年，埋头于从书肆买来的一摞摞古书里，全然不管窗外表演着“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登基、张勋辫子军进京等闹剧。令他感兴趣的是在青灯古卷中，以尖刻而又充满疑惑的目光，审视国人那多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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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弥漫着沉闷的压抑中，周树人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孤独，他埋头《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后汉书》，之后又准备写《会稽禹庙窆石考》。再后来他又沉湎于佛教，玩起了古董，人也渐渐颓唐，甚至变得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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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周树人谈话时，极像其兄的周作人从隔壁房间踱出，忙与钱玄同打招呼。周作人最近刚被蔡元培聘为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少胡适四十银圆。心情颇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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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从皮包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周氏兄弟。对《新青年》周氏兄弟并不陌生，他们是每期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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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说：“仲甫托我向二位问好，欢迎你们赐稿，助文学革命之阵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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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表示：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令，自己甘当一名过河卒子，就为《新青年》呐喊几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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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大喜过望，感激地向二位老弟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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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是周树人的“老朋友之一”。他们师兄弟交往长达二十九年。后来钱玄同对这段漫长的交往，归纳为这样三个阶段：尚疏、最密和极疏。钱玄同与周树人如此多年近距离地接触，使他太了解其人，又能在最后“极疏”的十年里，以超然的心境认识和对待周树人，让我们看到钱玄同的高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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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钱玄同与周树人的交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鲁迅写于1923年8月23日的《呐喊·序》中却如实记录了此次晤面。不过，钱玄同被改成了“金心异”。此名，原本是复古派林纾小说《荆生》中影射钱玄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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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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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钱玄同与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不假。章太炎仅及门弟子就多达百人，而最得意的弟子，其实只有五人，即当时人戏称的“章门五王”——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位最大弟子，各继承一端，自成系流，各成学派，其中与章太炎关系最为亲近者，当属钱玄同、朱希祖和吴承仕。周氏兄弟仅是从师求学而已。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我们能看到鲁迅对章太炎颇为尊重，更多表现的是他们师生间思想上的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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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玄同日记》，我们会发现，其间保存着章太炎东京讲学及1932年北上讲学的完整记载，而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信函，让我们看到章太炎与钱玄同师生间求学若渴、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身后的师生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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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一般都误以为钱玄同与鲁迅兄弟等八人是1908年在《民报》社从师章太炎的。其实，早在钱玄同就读大成中学时，就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了，并记了十六册笔记。1906年10月，章太炎复信钱玄同，有“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之语可证。从这年起，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章太炎逝世，凡三十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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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8—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自幼痛愤满人统治中华，好读书，受顾炎武等人爱国思想影响，在西湖边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对经学、小学、诸子、佛学悉精心攻读，不应科举。其在学术上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从“爱国保种”和“国民主义”出发，主张“文学复古”，恢复汉文学的传统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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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决裂，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向革命，特别是对他的百名弟子投身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的革命思想中虽有民主主义成分，占主导的还是排满反清的汉民族主义。这种“光复中华”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化和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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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逃往台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月新报》的记者，主要担任中文版的撰述。期间，与同人李书私交甚深，常秉烛夜谈。一日，谈到少时读书的情境，章太炎告诉二十岁才延师启蒙的李书，自己六七岁已开始拜师求学，至二十岁已精通经学与小学了。李书惊讶：“那么早就读书，能记住吗？”章太炎笑曰：“十之八九尚能背诵。”李书便以自己所学经书相问。只听章太炎如流水般一一背诵，并能指出所背在哪部书第几页。李书这才明白，这位刚到报社的章炳麟为什么文章文华高超，议论有魏晋之风，对其更加敬重。当然，章太炎的文章“雅而不核”，“廉而不节”，有时显得过雅，用典生僻，一般读者颇费思量，于是反映到报馆。主笔委婉问章太炎：“先生所撰论说，是解而自读呢，还是要让读者共读而俱解呢？”章太炎看一眼主笔，未作答，而铺纸提笔，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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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章太炎从台湾至日本观光，特地拜访梁启超，对其曰：“在从台湾来日本的船上，偶作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久而未对出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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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三更生”：说的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一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称北江先生，因上书得罪嘉庆帝，充军新疆，获释后自号更生居士；一个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友人相助幸免于难，改名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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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梁启超处做客的有六七位鸿儒，都沉思良久，无人能对出下联。直至二十五年后的1924年，曾在梁启超处做客的符鼎升在北京任教时，因钱玄同偶尔提到老师这个上联，符鼎升费了些思索，才对出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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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就是孔方兄，钱之别称。墨西哥银圆与法国的佛郎（法郎）。孔、墨、佛是宗教思想，兄、哥、郎均属人伦关系。对得也算不错。但远不如上联的善运巧思、匠心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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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那时章太炎已将辫子剪掉，但怕行动不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假辫子。有时上街，假辫子摇摇摆摆，甚至常掉到地上。说起剪辫子，尚有一段章太炎“长枪大戟”的经历。这年7月，严复、容闳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就在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愤然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清政府不道”，又写《请严拒满家人入国会状》，也是措辞激烈。二文均发在当年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十九期上。此报是受孙中山委托，陈少白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中的旬刊。编者在《中国旬报》第十九期的编者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从此，章太炎的“反满骁将”的姿态，出现在晚清的言论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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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章太炎任教东吴大学期间，他去看望了自己曾师从七年的老师俞樾。此时“诂经精舍”的国学大师已是八十高龄。孰料，阔别多年，一向温文尔雅的恩师，甫一见面，竟然大发雷霆之怒，将自己的高足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为“不孝”，揭露清廷“指斥乘舆”为“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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