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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胡适的本家叔叔，也是江冬秀的塾师做的媒人。而胡适母亲的姑姑又是江冬秀的舅母——算是亲上加亲的一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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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秀父系母系，皆是书香门第，江冬秀的外祖父吕佩芳曾是个翰林。胡适考证，“江家考取高第的很多”。江冬秀大胡适一岁，故胡适一直以姐相称，订婚后的1911年，胡适曾写信给江冬秀，要求她多读，多上进，希望她“勿恤人言”，毅然放脚，“宜为一乡首倡”。1914年7月4日信：“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姐已肯将双脚放大，闻之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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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母亲对这桩洋学生与村姑的婚姻也有担忧，曾多次致函给儿子：“人情变态，不可端倪，况在重洋异国。此后于社会交际上种种谨慎为妙，余如男女之际，尤当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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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母亲放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绝无背信弃义之心。如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约，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不取。”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婚约的严肃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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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美康奈尔读书时，应学生会之邀，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彼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封建包办婚姻多有批评，认为中国式婚姻是“盲婚”。对此，演讲时胡适又一番妙论：“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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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胡适的机智幽默，也是他对自己婚姻的美妙憧憬。从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胡适对婚约有什么缺憾或抗拒。不过有一次，他对婚约有过动摇。1917年胡适从美归国回家乡省亲，兴冲冲去看江冬秀，囿于乡俗，江冬秀不好与他相见。胡适在日记上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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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胡适还作了两阕《如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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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子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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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的1918年8月，江冬秀到北京，胡适与之再忆这桩旧事，又写《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词写得妙趣横生，其闺房之乐绝非强装出来。后来，不识相的陈独秀，拍桌子骂胡适不敢反抗旧式婚姻，让他与江冬秀离婚，胡适以笑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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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新婚五月的胡适在写给挚友胡近仁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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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吾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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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接受这桩不和谐的婚姻，接受江冬秀，并非因为爱情，而更多的是对母亲至纯的孝道。而胡适对江冬秀人格的尊重，婚后共同生活超过三十年，一直紧紧牵住这根红线，表现了胡适的崇高人格：“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胡适的婚姻被列为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一直以来，这桩“奇事”始终受到怀疑或否定。不少文字写过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之后，多次又向别的女性示爱。怀疑是正常的，胡适虽貌不如潘安，但才却似子建，却甘与一乡下小脚女人相守一生，似确悖常理。但猜度文字，多语焉不详，很无说服力。对胡适单相思的女性是真真切切有的，对胡适做出种种追求的女性也不乏其人。比如江冬秀就看到陈西滢（陈源）的妹妹喜欢胡适，曾大大方方地对胡适说：“我死之后，你可续娶这位陈小姐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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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应该感激江冬秀，这位太太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从不要胡适做官，一个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好女人。胡适的事业成功及名声显赫有江冬秀的心血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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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与胡适的婚姻一样，也是父母包办，不得不奉母之命与朱安结婚拜堂。但这桩婚姻对朱安来讲一辈子是有名无实。她只是周家的一个使女而已。后来一贯贯彻个性主义的周树人个性解放了，与许广平自由恋爱，但朱安呢？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的矛盾，造成了朱安这个可怜女人的悲剧。这个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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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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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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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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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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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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