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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大声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建议以后所有文章应都用白话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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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笑道:“同意你的意见,却不应太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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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见一贯慷慨激昂的钱玄同并不坚持己见,就点将身边的沈尹默:“沈二,你也发表一下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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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推了推鼻上的深度眼镜,一向不善辞令的他,今天却拿多年前陈独秀评价他的字的话幽默了一下:“不敢、不敢,‘其俗在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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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会意地大笑后,沈尹默看看周树人说:“还是听听编委之外的豫才兄的高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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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小周树人两岁。沈尹默生于吴兴,周树人生于绍兴,算是同乡。早在1909年秋,沈尹默经其弟沈兼士介绍,在杭州与周树人相识。那时,周树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记得,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常饮酒吟诗,印象深刻。1913年,沈尹默应北京大学之聘,到预科任教,周树人则经蔡元培(一说许寿裳)推荐,已在北京教育部任职。自此时始,两人交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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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又插话:“豫才兄已答应给《新青年》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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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不在北大教书,又不是《新青年》的编委,自然是抱着听听的态度来的。他手里捏着烟,用浓重的乡音说:“玄同几次登门索稿,我就作篇白话小说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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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高兴地对很深沉的周树人说:“太好了,《新青年》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就差新小说了。另外,下次开会,还望多发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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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很朴实谦和,一直在静静地听大家议论。他与周树人并不熟。他知道周树人也曾在日本留过学。祖父罹罪,家道中落,其父早丧。16岁时,即背囊外出求学,26岁时,由寡母为他娶一房媳妇。妻子既无文化,且裹小脚。周树人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事。而李大钊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抚养,老人怕日后无人照顾,在他11岁时,为他迎娶了大他9岁的妻子。他与周树人表面接受、心里抗拒不同,他既接受了祖父的安排,又与贤良的妻子好好过日子。他知道旧时代知识分子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之间,是很难调和的。你自己可以抗拒婚姻,个性解放,但另外一个人却遭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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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独秀请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谈谈办刊的意见时,李大钊忙收回思绪,说:“既然是同人刊物,我想最好实行轮流编辑,发挥个人所长,面貌当为之一新。当然,为保证《新青年》的质量和风格的一贯性,建议对稿件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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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频频点头,他很喜欢敦厚的李大钊,便高声道:“守常的建议极好,就照此办理,诸位仁兄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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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表示支持。刘半农就新诗创作重申了两条意见,一曰改用新韵,二曰增多诗体。刘半农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有感而发,在当年五月的《新青年》上,即著《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在美国读后,很赞赏,遂在日记中表示支持。钱玄同后来以《新青年》的编辑身份在给刘半农的信中说:“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在会上,发给大家的《新青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号)上,不仅登了此信,还附有刘半农去年11月28日的答信。其时刘半农到北大预科任教正好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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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沈尹默与胡适的同题诗《鸽子》《人力车夫》也发表在这期《新青年》上。尽管两诗意境和手法各有千秋,但都抒发了对劳苦车夫的人道主义同情。胡适用对话体,写坐车者不忍心坐年轻车夫的车,但又要让车夫赚到钱,不得不坐。沈尹默则用对比写实手法:“人力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而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沈之诗都反映了作家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注,为到会者所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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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沈尹默身边留着浓髯的周作人,就捧着《新青年》,温和欣喜地对沈尹默说:“好诗,好诗!尹默兄善用旧诗音节,双声叠韵,音调抑扬顿挫,意境别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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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抱拳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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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散会时,钱玄同从他永不离身的皮包中,取出一封胡适1月12日写给他的并问候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的信,念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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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婚,曾作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吧!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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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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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刚刚读罢还要说些什么,沈尹默却抢了话头,摇头晃脑,有些口吃地说:“两情相悦,琴瑟相得呀,适之好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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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跟着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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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树人和李大钊,然后叫道:“适之回来,喝他的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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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尚未赶回北大,没能参加《新青年》改组同人刊物的会议,但改成同人刊物,是他与陈独秀经认真探讨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新青年》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核心的,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前,《新青年》是胡适主导的一个非政治的学术期刊,以“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胡适参与《新青年》那一两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思想文化工程上;把文学从“死”变“活”,把“神”“鬼”变成人;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下,诞生了一批崭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把被称为俗文学的白话文学变成为正宗“国语文学”;大量介绍了世界新文学、新学术、新思潮,历史证明,《新青年》为文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做了开创性舆论准备,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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