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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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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潮》，不能不提周作人。那时的周作人，是社会上公认的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反他温和的个性，总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树立起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形象，在青年中享有远比周树人高的威望。学生领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在1916年级文学系里读书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他们发起组织“新潮社”，周作人有影响的《人的文学》在《新青年》发表之后，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著文，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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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之前，已在新文化阵营里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周作人，又以这篇轰动当时文坛的文章确立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胡适看来，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胡适热情地赞道：“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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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即便是以当今的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来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以及后来发表的《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等重要文章，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特色和完整的文学观体系，成为新文学运动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性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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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观念，是周作人借鉴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白桦派”人道主义理论，而其历史渊源则出自欧洲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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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一卷五号特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诗《背枪的人》等转载，并特别推荐。次年《新潮》二卷五号，以“本刊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会”，后周作人又被推为《新潮》主编，成为师生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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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还得到了胡适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他把《新潮》视为《新青年》的最重要的姊妹刊物。《新潮》的主将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等与胡适的交情都很深。他们一开始就也把胡适当成顾问和导师。很长时间他们深受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和《新潮》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紧跟胡适，并成为胡适的终身知己。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以“学生”名义致信胡适，“愿先生终成（我的）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番元气淋漓、肝胆可见的规谏，足以看出“他们师生间的神交之投契，友伦之纯正”（《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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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早在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学校时，胡适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开创文学革命而声名鹊起，就成为毛泽东钦佩的楷模。此次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后来，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等问题。并且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过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的由来。可惜，后来人们把这一重要历史细节有意地隐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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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5日，在胡适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当时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友互助团”，为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去找胡适，就办学的目的与计划请教于胡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追忆了此事：“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证实了胡适日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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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及过他请教胡适的事实，尽管口气不再那么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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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须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好。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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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去胡适处取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时，见胡适在上面提出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很是感动。他采纳了这些极具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办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很重视和尊敬胡适对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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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胡适积极营救陈独秀的同时临危受命，接办了《每周评论》。当初陈独秀、李大钊意图将《新青年》办成谈政治的刊物，遭到同人的抵制，遂在1918年岁尾另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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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从前很少著文参与政治与时局的讨论，并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他还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连夜创作的一首抗议军阀的诗歌《威权》，唱颂“奴隶们”造反的正义吼声。胡适还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对陈独秀的人格大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唱赞歌。既表现了“五四”两个巨人间的真挚的友谊，又说明胡适思想是与革命同步的，人格是磊落的。当然，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一个热衷空谈政治的人。在他接办《每周评论》这一谈政治为主的刊物后，便不能全然回避政治了。在他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说：“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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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的不谈政治，政治却将他推向了政治的旋涡。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原本旨在改变当时舆论界“空谈主义”的风尚。那时的所谓“主义”，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便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对此，胡适在文章中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是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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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群众言论之舆论，总会有争论。首先质疑胡适《问题与主义》一文的是与胡适有过几次通信的蓝志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而“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篇文章，胡适将之转载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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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原是李大钊从河北昌黎五峰山写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本无题目，是胡适加了个题目，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胡适在李大钊的文章末尾，加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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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给胡适的私人信函中，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绝对分离。指出“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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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信中，李大钊直言不讳地点到他与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与他的某些看法有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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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好……我可以自白：我就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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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因即便是李大钊本人，也只是个受到过庞杂思想影响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还有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正处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而作为哲学家的胡适本人也并非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他针对蓝志先、李大钊两文的批评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相当清楚的表述中，看到这一点。胡适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并不认为马克思用暴力革命带来“主义”胜利，能真正“根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胡适说：“蓝、李两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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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时，对政治极为敏感的陈独秀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介入。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是鲜明的，他赞成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正确主张。正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且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订了章程和首批要研究的“问题”，如“东西文明汇合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共七十一大类，合计一百四十四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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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尖锐对立、壁垒分明、互为仇敌，而是朋友间开展的正常的学问学术之争，根本扯不上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之争”。另外，我们从胡适与李大钊深厚的友谊并没因这次学术争论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也可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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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升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是一些人在1949年后，我党开展一场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运动时，臆造出来，作为一颗炸弹轰击胡适的。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这颗炸弹轰翻了胡适的同时，也把当时支持胡适的毛泽东搁进去了。于是只能掩盖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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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胡适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无私和一贯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民众大联合》。胡适阅后，立即转载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并在《新书》评价一栏中，亲自撰文，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湘江评论》与《民众大联合》，胡适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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