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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八年后的1954年10月16日,因毛泽东发表他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与胡适昔日师生和睦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信中说:“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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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毛泽东命周扬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计划;2日,周扬奉命将计划呈毛泽东;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于是全党、整个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斗争。郭沫若、茅盾、陈垣等闻风而动,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茅盾和陈垣等人的批判文章,只有批判、没有研究的批判,并无新意,也毫无战斗力。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胡适的言不由衷,又可看到全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怎样深刻的心理革命。那是一个文人需出卖灵魂方能自保的特殊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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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毛泽东亲自指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总代表、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及走狗胡适的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把胡适作为公敌来攻击,他在日记中说:“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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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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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巨擘的胡适,将是历史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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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毛泽东有三件惊人之举: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文坛风云录》);出版《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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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百花尚未绽放,百家也未争鸣,一场残酷的被毛泽东誉为“阳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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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评价胡适的许诺,至1974年非但没有兑现,接着毛泽东发动的更疯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风暴,将共和国推向危险的边缘,知识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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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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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岁尾,以德国战败,协约国胜利的结局,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的邵飘萍,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条震惊世界的特大喜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令千疮百孔的中国,得以舒口长气。在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新的角力的同时,北京知识界首先激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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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团体,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的近三万师生,浩浩荡荡拥向东交民巷,然后折返至天安门远没有后来广阔的广场集会。北京各界公推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集会演讲,协约国之美、英、法等国公使,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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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接连两天,演讲继续两日,市民倾城而至,场面节日般热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跟着《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挤进人群采访。当日,蔡元培、李大钊等社会名流,也分别在中央(中山)公园等地,向民众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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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身着灰布长衫,微笑着演讲《黑暗与光明之消长》,邵飘萍和毛泽东等人在人流中快速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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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处,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他围着毛线围巾,操着浓重的乐亭乡音,朗朗地陈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邵飘萍、毛泽东等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李大钊充满激情地肯定俄国人所选择的道路的宣讲,还是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颇为庞杂,脑子里还充斥着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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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当时是个有正义感的自由主义的报人。遵循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势力集团为后台的政治原则办报。他在《京报》创刊时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必须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主张新闻自由和真实,“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将《京报》定位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于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而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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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邵飘萍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日,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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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曾赞许《京报》:“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足见《京报》言论影响之大。相形之下,当时的上海《申报》《时报》,则因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京报》形成鲜明对照。著名报人狄楚青胆子小,认定邵飘萍是个冒险人物,常常不敢刊发他的文章,而史量才,有才无量,硬说邵飘萍办《京报》势头劲健,“要垄断上海新闻”。当然,平心而论,史量才和狄楚青等老报人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对中国新闻业的建设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又分别在不同年代惨遭杀戮,让百年言论史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老报人,前仆后继,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低下有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头颅,一次次秉笔直书,掀起舆论的波澜,给中国的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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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宣布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早在因为揭露“筹安会”阴谋而遭到查禁的《时事新报》伊始,邵飘萍连续发表《芜湖袁世凯》等一百三十四篇时评,三十六篇社论。同时,他还以阿平的笔名为《申报》《时报》等发行一万份以上有影响力的报刊撰文,如《预吊登极》等评论,笔锋犀利,脍炙人口,“阿平”暴得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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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初秋,北京大学决定开设校役夜校。具有敏锐新闻嗅觉的邵飘萍,认定这是新鲜事物,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了下午校役夜校的开学典礼。也就是从那天起,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正在筹办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并兼职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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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浙江东阳人,清末秀才,青年时曾刻意学习梁启超文章。辛亥革命后,抱着新闻救国理想,到杭州与友人创办《汉民日报》,因在报上发表抨击袁世凯而三次被抓入狱,1914年亡命日本求学。两年后归国,继续舆论救国之志,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主笔。他思维敏锐、词锋犀利,才情过人,富有爱国之心,很快成为报界闻人。1918年10月,他独自在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字,勉励报社同人。李大钊先生曾在后来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第一句被作为警句,写在《晨钟报》第六号社论前面的古钟图案上。“辣”“妙”一字之差,各得风流,“辣”用于新闻极贴切,“妙”之于文章也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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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京报》是北方进步舆论的真谛,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大事件,《京报》或大力推动,或无情抨击。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国民革命,欣然接受冯玉祥聘为高级顾问之职。《京报》大胆揭露张作霖的罪状,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张作霖进京后,杀邵飘萍,封《京报》,一代爱国新闻达人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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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得知蔡元培办北大工友夜校,认为此事极具新闻价值。他觉得在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一介书生的蔡元培居然为平民办夜校,实在是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奇迹,决定做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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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时整,汉花园里丁香开着团团紫色的花朵,淡淡的幽香弥漫在微风里。二百三十多位北大校役,深衣长衫,胸戴红花,排着整齐的长队,经过一簇簇丁香,走进文科第一大教堂。在那里,早有负责夜校的徐宝璜导师,以及来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各人,人人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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