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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黄侃也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刘师培家，见刘师培正微笑地坐在木椅上。黄侃捧上一对红蜡烛，由学生呈给师母何震一包礼品，然后走到刘师培面前，扶老师坐定，旋退后两步，“扑通”跪下、磕头。刘师培忙站起拉黄侃起身：“磕不得头，折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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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还是一本正经地磕了三个头。大礼之后，黄侃对学生们说：“你们看到了，拜师是要磕头的，不磕头老师不会教真本领。在日本时，一谈经学，有我在，刘师就不开口。想了多年，原来刘师是让我磕头拜师，再传经学。你们要学真本事，不给我磕头，我也是不传真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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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师培收黄侃为徒，黄侃拜刘师培为师，并不完全是为了做学问，更有携手捍卫国学的深意在其间。自从他们读了《新潮》后，认为其宗旨紧跟《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且理论过于偏激，而当时已过了照搬西学、否定一切传统的时期，于是学生中有志于国学者，便产生不满。在刘师培办的《中国学报》解体以后，学界已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巧得很，学生中正有人酝酿办《国故》月刊，曾找到刘师培和黄侃这两位国学大师征求意见。这次随黄侃拜师的学生里，有个黄侃的崇拜者叫张煊的，正是创办《国故》的发起人之一。刘师培在其请求下，欣然出任《国故》主编之职，黄侃、马叙伦、梁漱溟、黄节等也欣然担任了特别编辑，于是有国粹派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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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侃来说，他昔日得意弟子傅斯年突然反水，成了《新潮》的骨干，真让他颜面丢尽，办《国故》与之对抗，自然特别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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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看《国故》创刊号的稿件后，黄侃夸口：“全是痛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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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对于命运跌宕曾经沧海的刘师培，他已经对国运世事不再热衷了，浑身病疴，来日无多，他更关心自己的满腹经纶，如何传授下去，给民族留下这份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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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侃的力主针锋相对、一争高下的态度不同，刘师培说服同人，定《国故》的宗旨为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讨论，不涉现实，也与复古无关。可有文论、有文字训诂、有中国文学研究。他呼吁，不反对必要的争论，更希望看到真正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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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3月，林纾在攻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曾欲拉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旋即发表声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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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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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声明，再次表明他对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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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49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无不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特别是鲁迅，怀着救国的思想、启蒙的企望，对旧文化展开的彻底批判，赞扬他们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却很少清醒地反思先驱者简单、偏激，只讲批判而毫不顾及继承等问题。在不认真研究《国故》的真正宗旨的前提下，便将之视为与《新潮》对立的反动期刊，加以讨伐。更将刘师培打成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施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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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和《国粹学报》酝酿之初，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并无恶感，但因《狂人日记》而出名的鲁迅，对刘师培和《国故》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仇视，甚或让人发现了这位没落世家子弟的尖酸和刻薄。他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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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即指刘师培在1909年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出卖革命党人的事）、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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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看其刊、见其文，便反映得如此激烈，语言如此之充满火药味，让一贯偏激的钱玄同，都看得目瞪口呆。仅仅一年前，还叫周树人的鲁迅，还孤独地蛰伏在补树书屋，与世无争地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若不钟情国粹，何以一直在辑古书、校勘古籍？他钻进故纸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志林》《后汉书》的校勘，以及打算写作《会稽禹庙窆石考》等，岂不完全是国粹吗？他倾其一生，花掉巨资收集的古书、拓片、字画，有哪件不是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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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两军对垒，捉对厮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各自都有狠话，钱玄同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说，黄侃之“八部书外皆狗屁”说，皆为非理性的极端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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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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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的实际执政者时，曾打出亲日招牌，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生活很艰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段祺瑞，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段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再次找到段，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出山，段仍坚拒，并躲到上海，在《申报》发表声明：“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日本仍不死心，又多次延请，都被段祺瑞一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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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在台上时，曾干了不少令国人深恶痛绝的勾当，比如贿选总统丑闻。但当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后，日方曾派曹锟昔日部下，请他担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被曹锟骂出家门：“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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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系曹锟之后直系军阀的掌门人，后兵败下野。日本人为收买吴佩孚，竟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了专门策反他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两个特务机关，表示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并助款百万，以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断然拒绝。因其生活困难，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他到北平居住。岂料二人在前门火车站甫一见面，吴佩孚就大骂张学良：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得知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吴佩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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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作恶多端的北洋军阀，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铮铮铁骨。他们的爱国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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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保守派”刘师培生命最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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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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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入狱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由夫人何震陪同，强撑着病体，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社会影响的大学中的教授和社会学界名流，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致警察厅之保释函，由刘师培执笔，其文风竟与当年陈独秀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师培极为相似。历史，往往不断重复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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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几次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而作罢。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是刘师培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感伤，为了友人，也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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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房上的衰草，刘师培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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