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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刚到北大上台讲演时，不时用英语。当胡适在掌声中走下讲台时，正襟危坐在台下的辜鸿铭竟当着众人，对胡适说：“胡先生留学七年，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对胡适写的新诗，辜鸿铭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辜鸿铭一次对胡适说：“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呀，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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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有绅士之风，每逢这种场面，只是微微一笑了之。但辜鸿铭这回的“改良”之说让胡适大为不悦。在1919年的8月3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和8月24日《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分别发表《辜鸿铭》（一）和（二）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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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一）中先说辜鸿铭的辫子，大讲“尊王大义”，殊不知他曾剪过辫子，“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不曾养全，他带着假辫子坐着车乱跑，很出风头”。说他这种心理，开始“立异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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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二），说辜鸿铭骂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后有人又写文骂他。他急了，作了一篇长文痛骂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他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汽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那样去干预政治，那还成个什么世界？”胡适在文中说：“我看了这篇妙文，心灵很感动。辜鸿铭真肯说老实话，他真是一个难得的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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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有所不知，辜鸿铭年轻时的剪辫子并不是如他留辫子，都是“立异以为高”，年轻时的辜鸿铭剪辫子，是因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喜欢辫子。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粗亮的辫子剪下来，赠予美人，应是“爱情价更高”，而非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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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读了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写自己的文章，非常恼怒，特别是对胡适说他留和剪辫子，与留恋前清无关，只不过是“立异以为高”尤为不能容忍。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偏偏又拿这篇文章给他看，辜鸿铭立刻翻脸：“胡先生，你这是公然毁谤老夫，你若不在报上公开向我道歉，我将到法院去控告你！”胡适当初写此文，只想善意地提示他不要太我行我素，口无遮拦。于是笑道：“辜先生，那就请您去告状，等法院判我错了，再向您道歉，如何？”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二人又见面了，胡适笑道：“不知辜先生的状子递进法院否？”辜鸿铭也笑道：“胡先生，我向来敬重你，所以没有告你，再说，你的那两篇小文，写得狗屁不如，谁有兴趣与你计较。”二人互拍肩膀，化矛盾于无形。其实，胡适一直在找机会向辜鸿铭示好，因为他曾听学生讲，辜因学生嘲笑他的辫子，在课堂上正色道：“诸位学子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老夫也确实剪过。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是无形的，就不那么好剪。”而且，在“林蔡大战”即新旧文化冲突时，保皇派辜鸿铭居然与蔡元培共进退，也实在让人肃然。从此胡辜之间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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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的上空徘徊着各种主义的时候，英国大文豪毛姆专程到中国拜访辜鸿铭。毛姆读过另一大文豪托尔斯泰于1906年写给辜鸿铭的长信，后又读过他写的《中国人的精神》。毛姆对辜鸿铭和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所以便有了此次的中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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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来到北京，犯了一次致命的错误。他住进六国饭店，即派他的一位在京的同胞，持一张便笺，敲开辜家的四合院大门，交给了听差，说是英国大作家毛姆欲请辜老先生过去坐坐。时间一天天过去，就是不见辜鸿铭来访。待毛姆明白过来，立刻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信，表示将到府上亲自拜访。待毛姆领教了对辜鸿铭轻慢的代价后，得到允诺才乘着轿子在胡同间穿行了一阵子，停在一座有些破败却十分古雅的门楼前。在仆人引导下，走过萧索的庭院，跨入一排堆满线装书的房间。落座后，仆人奉上一听纸烟和一杯香茶。在他打量墙上的字画时，辜鸿铭穿着马褂踱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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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握手后，重又坐下。辜鸿铭先开口了，那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让毛姆吃了一惊，听了他的话更吃了一惊。辜鸿铭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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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姆不知所措之时，辜鸿铭又说：“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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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只得不断向面前这位高大瘦身、戴着小帽、后面拖着灰白小辫，早已在欧洲扬名立万的中国学者道歉，窘迫得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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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时，他们谈到了文化和哲学。毛姆认为西方哲学家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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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说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他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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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表示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问：“那么为什么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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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来气了：“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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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又谈到了刚刚来华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辜鸿铭说：“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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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听了眼前这位雄辩家对西方哲学和现代个人主义的批评后，将话题转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罗素、苏俄共产主义方面来。这是他此次来访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辜鸿铭的谈兴正浓，他说：“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而罗素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共产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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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连连说：“精辟，实在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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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姆对他的辫子很感兴趣，辜鸿铭说，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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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人告别时，毛姆向辜鸿铭索字，辜鸿铭找了一张写满汉字的纸笺，送给他。毛姆归国后，请汉学家译出后，真叫他哭笑不得，竟然是一首写给青楼女子的情书：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眼波含笑，素手纤纤。待你爱上我，声音变得凄楚了，满眼是泪，睹手痛惜。伤心哪，伤心之爱使你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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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满腹经纶的辜鸿铭，应日本东亚文化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讲学，精通东方、西方文化的他，在日本很受欢迎，视为奇人，竟在日本讲学三年。归国后的1928年初，辜鸿铭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尚未到任，4月30日在京病逝，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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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意大利等语，受西方文化浸润，却推崇中国古代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他的东西方文化论，充满了悖论。中国文学史轻慢了这位大儒，在所有的文学史中，对他都惜字如金，即使介绍也是只言片语。忽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和对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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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有：《尊王篇》（英文）、《张文襄（张之洞）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英文）、《呐喊》（德文）、《辜鸿铭演讲集》《读易草堂文集》等，并译有《痴汉骑马歌》等。他向西方译介了大量儒学经典，《论语》《中庸》等英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中国文学通史》对辜鸿铭破例用了一百字，介绍他的翻译情况：“辜鸿铭以五言体翻译英国诗人威廉·科伯的长诗《布贩约翰·基尔宾的趣事》，全诗六十三节，每节四句，1905年连同原文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书名为‘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译笔通俗诙谐，善能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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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如果编一部《辜鸿铭之骂》或更能看清一位文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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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已再无辜鸿铭。不少学者也时髦地骂骂社会，骂骂人，但他们早已无辜鸿铭的独立人格，忧贫的多，忧道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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