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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又谈到了刚刚来华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辜鸿铭说：“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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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听了眼前这位雄辩家对西方哲学和现代个人主义的批评后，将话题转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罗素、苏俄共产主义方面来。这是他此次来访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辜鸿铭的谈兴正浓，他说：“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而罗素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共产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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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连连说：“精辟，实在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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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姆对他的辫子很感兴趣，辜鸿铭说，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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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人告别时，毛姆向辜鸿铭索字，辜鸿铭找了一张写满汉字的纸笺，送给他。毛姆归国后，请汉学家译出后，真叫他哭笑不得，竟然是一首写给青楼女子的情书：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眼波含笑，素手纤纤。待你爱上我，声音变得凄楚了，满眼是泪，睹手痛惜。伤心哪，伤心之爱使你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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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满腹经纶的辜鸿铭，应日本东亚文化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讲学，精通东方、西方文化的他，在日本很受欢迎，视为奇人，竟在日本讲学三年。归国后的1928年初，辜鸿铭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尚未到任，4月30日在京病逝，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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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意大利等语，受西方文化浸润，却推崇中国古代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他的东西方文化论，充满了悖论。中国文学史轻慢了这位大儒，在所有的文学史中，对他都惜字如金，即使介绍也是只言片语。忽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和对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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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有：《尊王篇》（英文）、《张文襄（张之洞）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英文）、《呐喊》（德文）、《辜鸿铭演讲集》《读易草堂文集》等，并译有《痴汉骑马歌》等。他向西方译介了大量儒学经典，《论语》《中庸》等英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中国文学通史》对辜鸿铭破例用了一百字，介绍他的翻译情况：“辜鸿铭以五言体翻译英国诗人威廉·科伯的长诗《布贩约翰·基尔宾的趣事》，全诗六十三节，每节四句，1905年连同原文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书名为‘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译笔通俗诙谐，善能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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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如果编一部《辜鸿铭之骂》或更能看清一位文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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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已再无辜鸿铭。不少学者也时髦地骂骂社会，骂骂人，但他们早已无辜鸿铭的独立人格，忧贫的多，忧道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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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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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定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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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江湖，辜鸿铭或可是个异类。他的存在让文学变得更斑斓，人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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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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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常常是模糊的，呈现多种复杂的阐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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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巴黎宣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五四运动猛烈爆发之际，历史又给了早已过气的梁启超一次机遇，让他再次成为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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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军界名人蒋百里等六人，负命赶到法国巴黎时，巴黎和会早已开幕一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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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理应有权收复战败国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但日本却无理地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据理力争，美、英、法等国为抑制日本势力，也曾有意相助。不料日本出示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签订的《山东密约》，并称，若得不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拒不在和约上签字。美、英、法为保证各自利益，竟公然向日本妥协，不再支持中国收回山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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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得知段祺瑞政府密令中国和谈代表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能成功时，如五雷轰顶。他感到国之安危悬于一线，民族利益面临挑战，作为有血性和良知的一介书生，再重的担子，也用羸弱的肩头承担。他在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利用舆论压力，揭露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展开对美、英、法等国的外交攻势，力争在国际压力下，挽回巴黎和会上的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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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已咯血发烧，仍带病起草电文。5月2日，电文一经上海《申报》发表，舆论大哗，国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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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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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二十年前，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闻名国内外，其人格魅力和“善辩”的外交魅力，使他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世界闻人。如今，经过这位政治老人的努力，得到国际广泛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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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梁启超动容的，是蔡元培等诸公给他拍来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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