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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中，是这样追述这段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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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汝霖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卧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在总统府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么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作声。后又倾箱倒匣，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踏踩。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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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没曹汝霖那么好运。学生将曹汝霖宅点燃后，章宗祥从锅炉房钻出火海逃将出去，被学生发现，误以为曹汝霖，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闻讯而来的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将章抱至杂货店，学生又把他们拖到街上，拳脚相加。问章宗祥是否是曹汝霖，章冒死不答。那日本人也遭学生痛打。二人被赶来的军警救出，驱散学生后，送二人去同仁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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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南北和议代表致电巴黎中方代表，如巴黎和会不容纳中国收回青岛主张，即不参加和约签字。此举，应是爱国学生运动产生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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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已远离政治和舆论中心的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他高度赞扬青年学生的爱国义举，称“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表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他斥责北京政府的“专横卖国”，要求政府诛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等，释放被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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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康有为又致电日本首相犬养毅，称青岛“必不能强吞下咽”，谴责日本强占青岛的侵略行动，要求日本撤驻兵，还铁路，取消“二十一条”，归还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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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虽然他选错了政治路线，但他对祖国的热爱、眷恋和救国兴邦的期望和追求，贯穿了其一生。他的爱国行动，最为光彩的是反对《马关条约》，发动“公车上书”；五四运动爆发，发表《请诛卖国贼救学生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而每次都与反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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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舆论界特别是报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4日，学生走上街头，聚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三十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中国历史。卲飘萍的《京报》及《盖世报》《国民公报》等都及时报道了有关消息。同时，还都写社论并刊出“学生通告”，掷地有声地宣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6日《晨报》的社论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并发表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民请命。上海《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也都登载了支持学生们的新闻和社论。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七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一直维持十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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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出正义之声的报纸，遭到军阀压制。1918年到1919年底，全国有一百多家报刊遭到查封。但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里，随着新思想的迅速传播，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四百多种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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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舆论宣传，便没有新文化运动。在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不能忘记一大批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报界闻人，他们用爱国之心办报，用笔墨抗争，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报道了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新闻，喊出正义之声。为此，他们惨遭杀戮，他们是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言论史上悲怆又壮丽的诗篇。从中，我们才得以看清历史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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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是段祺瑞悍然杀害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制造的血案，邵飘萍在《京报》揭露惨案真相，发表评论，严厉谴责这场血腥的杀戮。后来，在民初新闻史上享有盛誉的爱国报人邵飘萍遇难，他苦心孤诣创办的《京报》被封。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枪杀于天桥。爱国者们从掩埋处挖出被军阀杀害的邵飘萍的遗体，复葬了他，参加葬礼的各界名人，莫不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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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言辞犀利、态度鲜明的另一著名报人林白水也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宗昌杀害。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开始入报界，民国后曾做过官，官场不得意，重拾办报本行。与邵飘萍、黄远生、张季鸾、成舍我并称四大名记者。他一生恃才傲物，凡看不惯事与官，用一支妙笔，骂得痛快淋漓。“三不知”狗肉将军张宗昌得势后，无耻文人潘复投怀送抱到其门下，捞得“总理”一职。为阻止三民主义向北方扩散，潘复向张宗昌献计，提出什么“读吾孔子之书，讲礼义廉耻之四维主义”。崇尚古德的林白水，对此发表评论，将张宗昌及给他捧场的北洋政府最后一届总理潘复比作“肾囊之于睾丸”，张、潘大为恼怒，给林白水扣上一顶“红帽子”，绑赴天桥枪决。其实林与任何政党都无瓜葛。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不足百日，邵、林先后被杀，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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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顶，手书“水流云在”四字，纪念两位以身殉报的友人。他们是屹立在民初言论舞台上的两棵傲雪青松。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璀璨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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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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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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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中了解，参加会议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对于为什么要再办《每周评论》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新青年》在关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两种意见，胡适等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则更看重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主张将文学变革推向思想的革新，《新青年》无法承担此任务，于是创办《每周评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上发生矛盾使然。二、《国故月刊》的出现，证明北大旧派势力也在集结，《新青年》一月一期，反应过于缓慢，与之战斗不利，于是快捷灵活的周刊《每周评论》呼之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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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作人日记所记，事实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一同“议创办《每周评论》”，意见一致并未发生争执。第一种说法，是后人因意识形态需要而捏造的。其实，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二人，虽在思想观念上倾向政治革命，但其实质并未超越周作人关于文学的“思想革命”“人的革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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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每周评论》从未干涉过，但对此刊积极讨论政治颇不以为然，虽然胡适为其写一些文艺性的小文，但他的重要文章，还是发表在《新青年》上。比较而言，他更愿意满腔热情地支持《新潮》，将之视为是《新青年》的重要姊妹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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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和陈独秀、李大钊更热衷于《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每周评论》筹备会后，仅仅一个月，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重要论文。后两篇都交给嗷嗷待哺的刚创办的《每周评论》。陈独秀大喜过望，忙给周作人写信，大赞文章“做得极好”（《致周作人书》1918年12月15日）。以最快速度、以显著位置发在1919年1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后周作人又在此刊发表《思想革命》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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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注定是周作人最风光的一年。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几乎构成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文学思想体系，从而周作人作为“五四战士”的形象被载入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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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的2月15日，周作人的诗歌《小河》，以头条位置刊登在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上。诗歌在《新青年》从未有过如此殊荣，故《小河》一经发表，便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而让文坛感到惊讶的是，既是平静温和的理论家，又是威严的“五四战士”的周作人，怎么突然又写出这样激情澎湃、情感浓烈的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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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周作人幼时表现出他的思维的不是诗，而是散文。为了以白话诗抗拒具有强大势力的中国传统诗歌，他参与了胡适的白话诗的行列。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叫《两个扫雪的人》，但发表在《小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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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以极朴素清淡的诗句，表达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印象，又赋予日常生活淡淡的诗意和对人生问题的沉思。特别是散文化的形式，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较之胡适的半旧半新的尝试体，显得更自由、更自然、更诗性，成为无韵诗歌的范例。后来朱自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诗集·导言》中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胡适也认为在新诗的形式变革上，周作人是有贡献的，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把周作人的《小河》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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