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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无意驱逐陈独秀，可从他回复林琴南的信中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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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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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不愿驱逐陈独秀，此信可鉴，胡适原谅了他。胡适一直认为汤尔和利用谗言和他在教育界的威望，向蔡施压，对最后驱逐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所以，直到1935年12月28日致汤尔和的信中，仍念念不忘十六年前他参与北大驱逐陈独秀之事，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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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乃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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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封信如同他当时一样，清醒地道出了驱陈事件是旧思潮与新思潮斗争的一部分，且极客观地指出即便汤尔和们不是与旧思潮沆瀣一气，起码也是被人利用。到1936年1月2日，胡适仍对汤尔和耿耿于怀，再次致信汤尔和，继续批评汤尔和的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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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时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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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沈尹默，学界皆云其为谋客，最早被赞颂“独立人格”的学者之一，在对待驱逐陈独秀一事上，如此积极，让人怀疑他对陈独秀挟嫌落井下石。这或许也是历史的“幽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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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胡适两封致汤尔和的信，会发现，胡适之所以反对北大驱逐陈独秀，还有更深层的思考，他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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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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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想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曾努力依凭自己的哲学和友谊去影响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希冀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拉回到自由主义的思想圈子里来。陈独秀的离去，他非常清楚对中国的政治和命运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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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陈独秀的风波不久，即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多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胡适和陈独秀却没能参加“五四”爱国游行，但他们二人是“五四”的精神领袖。他们联手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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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取得胜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即将被罢官，而被撤校长之职的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也指日可待。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向纵深发展，就在这时，离开北大的陈独秀于6月11日突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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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赋闲在家的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烈地宣称：“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此文在《每周评论》发表之后，其发行量突破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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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陈独秀在箭杆胡同，召集了胡适、李大钊及新潮社、国民社骨干，把他那间客厅兼书房挤得满满的。陈独秀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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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后，又携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跑到胡适处，请他将之翻译成英文。走出胡适家门，陈独秀又由高一涵带到蒿祝寺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高一涵对陈独秀说，这个小印刷厂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工人上班。等印完《北京市民宣言》销毁底稿之后已是深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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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陈独秀和高一涵又赶到中央公园。当时，北京文教各界人士常到此处吃茶、会客、休闲，往来者很多。陈独秀、高一涵偷偷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放在各张桌子上，落座的客人读后，多拍手叫好。又过一日，陈独秀又约北大王星拱、程演生二位教授和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去香厂新世界的浣花春川菜馆吃晚饭。饭后，他们做了分工，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到新世界撒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则到南游艺园去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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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高一涵等哪里知道，昨天他们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发现，他们早已在各游戏场、大商场等布下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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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后，灯火通明，无法下手。于是他们三人来到新世界屋顶花园，乘下层露台上正放电影，便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正准备要走，突然有一个人拦住一身白色西装的陈独秀，表示他也要传单看看。一向粗心大意的陈独秀当真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诡秘一笑：“恭候先生多时了。”一摇手，几个密探就扭住了陈独秀。为了掩护高一涵和邓初，陈独秀故意挣扎，并大吼：“看哪，密探无故捕人哪！”高、邓二人急忙闪进戏园的观众中，得以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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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独秀被捕，尚有另一种说法。据《胡适口述自传》载：“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还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又据当事人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所记，当时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有高一涵和邓初两人。其叙述陈独秀被捕过程甚详，似更可信。胡适回忆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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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逃脱后，直奔胡适家。胡适因陪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演讲，很晚才回家。高一涵的一句“仲甫被捕了”让他大惊失色。胡适翻译《北京市民宣言》时，已知此宣言是将矛头对准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作为文章发表，已很危险，这一点他当时是劝过陈独秀的，陈独秀显然没有听他的劝告。而作为传单散发定会闯了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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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宣言》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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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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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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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井驱逐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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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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