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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陈独秀和高一涵又赶到中央公园。当时，北京文教各界人士常到此处吃茶、会客、休闲，往来者很多。陈独秀、高一涵偷偷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放在各张桌子上，落座的客人读后，多拍手叫好。又过一日，陈独秀又约北大王星拱、程演生二位教授和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去香厂新世界的浣花春川菜馆吃晚饭。饭后，他们做了分工，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到新世界撒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则到南游艺园去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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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高一涵等哪里知道，昨天他们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发现，他们早已在各游戏场、大商场等布下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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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后，灯火通明，无法下手。于是他们三人来到新世界屋顶花园，乘下层露台上正放电影，便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正准备要走，突然有一个人拦住一身白色西装的陈独秀，表示他也要传单看看。一向粗心大意的陈独秀当真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诡秘一笑：“恭候先生多时了。”一摇手，几个密探就扭住了陈独秀。为了掩护高一涵和邓初，陈独秀故意挣扎，并大吼：“看哪，密探无故捕人哪！”高、邓二人急忙闪进戏园的观众中，得以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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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独秀被捕，尚有另一种说法。据《胡适口述自传》载：“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还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又据当事人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所记，当时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有高一涵和邓初两人。其叙述陈独秀被捕过程甚详，似更可信。胡适回忆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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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逃脱后，直奔胡适家。胡适因陪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演讲，很晚才回家。高一涵的一句“仲甫被捕了”让他大惊失色。胡适翻译《北京市民宣言》时，已知此宣言是将矛头对准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作为文章发表，已很危险，这一点他当时是劝过陈独秀的，陈独秀显然没有听他的劝告。而作为传单散发定会闯了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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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宣言》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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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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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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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井驱逐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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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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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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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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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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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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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宣言》自然不仅是一篇檄文，更是一份政治纲领，陈独秀是下决心与反动当局拼个鱼死网破的。他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我们从当时各种文献中，已看到一位在深夜独上高楼、不惜以命唤起民众觉醒的革命先驱者形象，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狂飙突进、冒冒失失缺乏理性的不成熟的革命家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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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得知陈独秀被捕消息极为愤慨，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便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陈独秀之策。正巧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也赶来了。罗章龙系湖南人，乃毛泽东的密友，到北大后秘密成立了一个由陈独秀指挥的跨校行动小组。胡适、李大钊和罗章龙研究后，决定首先尽快向报界披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借助学生力量，掀起“挽蔡救陈”请愿活动。胡适提议由他奔走旅京的安徽同乡会等组织，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即安徽乡党。胡适甚至不惜去段祺瑞处求情，也要救出“五四”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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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干了一件大事。6月23日，经胡适、周作人等十二人商议，由胡适暂时接办了陈独秀撂下的《每周评论》，实际上成了主编。他连夜写了《威权》一诗，发出正义吼声，抗议反动当局。诗中写道：“奴隶们同心协力”，“一锄一锄”挖掉“威权”的老根，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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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朝着胡适、李大钊的期望发展，北京的《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于13日相继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省各界函电吁请当局开释陈独秀，各地刚刚平息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烽烟再起。望着桌上一大堆各界为陈独秀说项的信函，连铁腕人物段祺瑞也脑袋发涨，束手无策。那各界联名保释陈独秀的，不仅有新派人物，还有刘师培、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反对五四学潮的田桐、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为陈独秀求情。最让段祺瑞心急如焚的是，为南北议和，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被孙中山骂得狗血喷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想念，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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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在杭州西湖杨庄的蔡元培，突然接到章太炎的电报，嘱他设法营救陈独秀。就在蔡元培返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取保释放，但仍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胡适急忙去箭杆胡同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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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接着陈独秀写的《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两篇随笔，也写了两篇同题随笔。在《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这些话正是由陈独秀那篇《爱情与痛苦》一文所引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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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爱情与痛苦》中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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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中写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陈独秀在随感录中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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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出狱后，立刻读到了胡适主编的充满了陈独秀色彩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6月29日出版）。他被胡适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人格唱赞歌、为自己提出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理想唱赞歌而深深感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互称“我的朋友”的巨人之间的真挚而深厚友谊的写照。那些一直喋喋不休地诋诬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间无真情实意的饶舌者，可以休矣。不错，胡适不是一个热爱空谈政治的人，也不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态度，但他从来不回避政治。他强调“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反对“抽象的空谈”的浅薄风气，与参与政治并不相悖。比如他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正面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唯物的历史观的学术地位与积极影响，胡适在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问题，此处不宜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老实说，在当时，纷纷扬扬地大谈主义的时候，或许只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他本人也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胡适对“阶级竞争”表示的委婉的不赞成态度，恐怕是担心它的扩大化，会“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而已。而陈独秀当时还没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呢。在同期《每周评论》里，李大钊的《牢狱的生活》，愤激地诅咒黑暗现实，赞颂陈独秀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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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从牢房出来后，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个短篇小说。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击，如同《狂人日记》继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就在这段时间，鲁迅又忙着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可以肯定，这是受周作人热衷宣传“新村”运动的影响。对“新村运动”，陈独秀则冷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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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在1919年岁尾，为引导学生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剧命运，他们共同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叫李超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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