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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宣言》自然不仅是一篇檄文，更是一份政治纲领，陈独秀是下决心与反动当局拼个鱼死网破的。他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我们从当时各种文献中，已看到一位在深夜独上高楼、不惜以命唤起民众觉醒的革命先驱者形象，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狂飙突进、冒冒失失缺乏理性的不成熟的革命家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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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得知陈独秀被捕消息极为愤慨，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便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陈独秀之策。正巧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也赶来了。罗章龙系湖南人，乃毛泽东的密友，到北大后秘密成立了一个由陈独秀指挥的跨校行动小组。胡适、李大钊和罗章龙研究后，决定首先尽快向报界披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借助学生力量，掀起“挽蔡救陈”请愿活动。胡适提议由他奔走旅京的安徽同乡会等组织，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即安徽乡党。胡适甚至不惜去段祺瑞处求情，也要救出“五四”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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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干了一件大事。6月23日，经胡适、周作人等十二人商议，由胡适暂时接办了陈独秀撂下的《每周评论》，实际上成了主编。他连夜写了《威权》一诗，发出正义吼声，抗议反动当局。诗中写道：“奴隶们同心协力”，“一锄一锄”挖掉“威权”的老根，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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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朝着胡适、李大钊的期望发展，北京的《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于13日相继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省各界函电吁请当局开释陈独秀，各地刚刚平息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烽烟再起。望着桌上一大堆各界为陈独秀说项的信函，连铁腕人物段祺瑞也脑袋发涨，束手无策。那各界联名保释陈独秀的，不仅有新派人物，还有刘师培、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反对五四学潮的田桐、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为陈独秀求情。最让段祺瑞心急如焚的是，为南北议和，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被孙中山骂得狗血喷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想念，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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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在杭州西湖杨庄的蔡元培，突然接到章太炎的电报，嘱他设法营救陈独秀。就在蔡元培返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取保释放，但仍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胡适急忙去箭杆胡同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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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接着陈独秀写的《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两篇随笔，也写了两篇同题随笔。在《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这些话正是由陈独秀那篇《爱情与痛苦》一文所引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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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爱情与痛苦》中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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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中写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陈独秀在随感录中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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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出狱后，立刻读到了胡适主编的充满了陈独秀色彩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6月29日出版）。他被胡适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人格唱赞歌、为自己提出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理想唱赞歌而深深感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互称“我的朋友”的巨人之间的真挚而深厚友谊的写照。那些一直喋喋不休地诋诬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间无真情实意的饶舌者，可以休矣。不错，胡适不是一个热爱空谈政治的人，也不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态度，但他从来不回避政治。他强调“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反对“抽象的空谈”的浅薄风气，与参与政治并不相悖。比如他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正面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唯物的历史观的学术地位与积极影响，胡适在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问题，此处不宜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老实说，在当时，纷纷扬扬地大谈主义的时候，或许只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他本人也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胡适对“阶级竞争”表示的委婉的不赞成态度，恐怕是担心它的扩大化，会“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而已。而陈独秀当时还没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呢。在同期《每周评论》里，李大钊的《牢狱的生活》，愤激地诅咒黑暗现实，赞颂陈独秀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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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从牢房出来后，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个短篇小说。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击，如同《狂人日记》继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就在这段时间，鲁迅又忙着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可以肯定，这是受周作人热衷宣传“新村”运动的影响。对“新村运动”，陈独秀则冷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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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在1919年岁尾，为引导学生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剧命运，他们共同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叫李超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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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缘于胡适为《新青年》撰写的一篇《李超传》。李超，女高师一名普通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产较丰，父母早殁，一个过继的哥哥待她很不好。李超不满封建家庭，愤然外出求学。其兄完全断绝了她的经济供给，于贫病忧愤中而死。棺木停在北京一座破庙，家人竟从不过问。后由同乡和同学料理。整理其遗物时，发现许多信札，后交给胡适。胡适读信札时，产生无限痛惜之情，于是为之作《李超传》。该文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形成合力向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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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为当年岁尾，北京学界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十四位名流，先在《晨报》刊登启事，定在小雪这一天举行李超的追悼会。小雪那天，到会者达千人之多，会场极为隆重，中央挂李超遗像，上有蔡元培所题“不可夺志”的横额，另有三百多份诗文和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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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新文化倡导者和知名教授的地位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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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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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发了言，悲愤地声讨封建宗法制度吃人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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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湖南长沙烈女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身亡。次日长沙各报刊出此消息，舆论也哗然。毛泽东在《大公报》著文指出，事件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黑暗。因此事件引起长沙一场反封建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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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岁尾，两位女性被封建宗法制度吞噬，国学大师刘师培英年早逝，给壮丽的1919年蒙上了悲怆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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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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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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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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