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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爱情与痛苦》中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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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中写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陈独秀在随感录中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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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出狱后，立刻读到了胡适主编的充满了陈独秀色彩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6月29日出版）。他被胡适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人格唱赞歌、为自己提出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理想唱赞歌而深深感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互称“我的朋友”的巨人之间的真挚而深厚友谊的写照。那些一直喋喋不休地诋诬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间无真情实意的饶舌者，可以休矣。不错，胡适不是一个热爱空谈政治的人，也不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态度，但他从来不回避政治。他强调“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反对“抽象的空谈”的浅薄风气，与参与政治并不相悖。比如他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正面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唯物的历史观的学术地位与积极影响，胡适在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问题，此处不宜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老实说，在当时，纷纷扬扬地大谈主义的时候，或许只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他本人也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胡适对“阶级竞争”表示的委婉的不赞成态度，恐怕是担心它的扩大化，会“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而已。而陈独秀当时还没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呢。在同期《每周评论》里，李大钊的《牢狱的生活》，愤激地诅咒黑暗现实，赞颂陈独秀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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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从牢房出来后，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个短篇小说。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击，如同《狂人日记》继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就在这段时间，鲁迅又忙着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可以肯定，这是受周作人热衷宣传“新村”运动的影响。对“新村运动”，陈独秀则冷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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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在1919年岁尾，为引导学生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剧命运，他们共同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叫李超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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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缘于胡适为《新青年》撰写的一篇《李超传》。李超，女高师一名普通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产较丰，父母早殁，一个过继的哥哥待她很不好。李超不满封建家庭，愤然外出求学。其兄完全断绝了她的经济供给，于贫病忧愤中而死。棺木停在北京一座破庙，家人竟从不过问。后由同乡和同学料理。整理其遗物时，发现许多信札，后交给胡适。胡适读信札时，产生无限痛惜之情，于是为之作《李超传》。该文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形成合力向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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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为当年岁尾，北京学界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十四位名流，先在《晨报》刊登启事，定在小雪这一天举行李超的追悼会。小雪那天，到会者达千人之多，会场极为隆重，中央挂李超遗像，上有蔡元培所题“不可夺志”的横额，另有三百多份诗文和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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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新文化倡导者和知名教授的地位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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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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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发了言，悲愤地声讨封建宗法制度吃人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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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湖南长沙烈女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身亡。次日长沙各报刊出此消息，舆论也哗然。毛泽东在《大公报》著文指出，事件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黑暗。因此事件引起长沙一场反封建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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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岁尾，两位女性被封建宗法制度吞噬，国学大师刘师培英年早逝，给壮丽的1919年蒙上了悲怆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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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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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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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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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一开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济南学生联合会演讲抵制日货，十多名学生遭军警殴伤，各校教工自动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在北大集会，宣誓“与军阀派势不两立”。各校教员将“寡廉鲜耻，恋栈不去”横幅送教育总长傅岳棻。周恩来任主编的天津南开中学天津觉悟社社刊《觉悟》创刊。同时，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等进步报刊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并登门拜访陈独秀。江苏籍女学生王兰，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北大第一位女学生。由胡适、周作人等人提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在教育部获准通过，并颁布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课以语体文教学，废止文言文编的教科书。同时，北京军警当局决定责成教育部制止学潮，否则直接采取镇压行动。国务院也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八十三种。周恩来主编的《觉悟》只出一期便被查禁，周恩来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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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旧两种势力尖锐对抗的民国九年初，鲁迅乔迁至北京八道湾的新居里。1919年，胡适、陈独秀作为“五四”的精神领袖，联手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等人领导新文化运动，使整整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发生了既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之时，鲁迅除了继上一年的《狂人日记》后，本年又写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文章，助阵新文化运动。《药》写于1919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那期是《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是责任编辑。显然，李大钊把《药》看成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孤独的精神战士，为民众流血牺牲，死后被愚昧的民众喝他的血。是的，李大钊读懂了《药》。就在同期的《新青年》上，鲁迅还以唐俟笔名，写了几篇《随想录》，其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当是对《药》的真正诠释。我们读《药》时，鲁迅的老乡秋瑾的亡灵仿佛在思绪中回旋。据说，《药》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目的是为唤醒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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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前后已明显苏俄化，倾向政治革命。但鲁迅则对此表现得很理性且有些迷惘。“五四”前后，天安门热闹的集会，赵家楼的熊熊火光，让古城陷入一片喧嚣之时，鲁迅却安之若素。他的日记告诉我们，二日“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三日“午后往前门外换钱”，四日“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云云，与爱国学生运动毫无干系。后来，据鲁迅回忆，“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鲁迅并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是，他知道孙中山革命了，中国还是无边的黑暗。鲁迅担心学生运动被政客利用，这是他的深刻与清醒。政客，都是利用群众的无知和热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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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自发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新与旧的博弈，其复杂性，可想而知。鲁迅的冷静是无可厚非的。那年，鲁迅投入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卖绍兴新台门的祖宅给朱郎仙家，然后在北京寻找合意的住房，至8月中旬，他决定花三千五百大洋购进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一套大宅院。接着备料招工，紧张督促修缮，11月底总算完工。第二件事就是亲赴绍兴新台门，将母亲鲁老太太、妻子朱安、三弟周建人等接到北京。从这年鲁迅的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有关的记录：如6月3日，有“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7月10日，有“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15日，有“午后往八道湾量屋作图”。8月19日，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钱）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10月5日，有“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湾，收房九间，交泉四百”。11月4日，有“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湾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29日，有“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12月24日，有“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有“午抵前门站……下午俱到家（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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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土绍兴，鲁迅的感情当是极为复杂。从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里，可读出他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和眷恋。当然，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那座周家老宅，也给他留下太多凄风苦雨。鲁迅生在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周福清，乃清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后又任内阁中书。据周福清的《恒训》记载：“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到周福清时，他家仍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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