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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前后已明显苏俄化，倾向政治革命。但鲁迅则对此表现得很理性且有些迷惘。“五四”前后，天安门热闹的集会，赵家楼的熊熊火光，让古城陷入一片喧嚣之时，鲁迅却安之若素。他的日记告诉我们，二日“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三日“午后往前门外换钱”，四日“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云云，与爱国学生运动毫无干系。后来，据鲁迅回忆，“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鲁迅并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是，他知道孙中山革命了，中国还是无边的黑暗。鲁迅担心学生运动被政客利用，这是他的深刻与清醒。政客，都是利用群众的无知和热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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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自发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新与旧的博弈，其复杂性，可想而知。鲁迅的冷静是无可厚非的。那年，鲁迅投入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卖绍兴新台门的祖宅给朱郎仙家，然后在北京寻找合意的住房，至8月中旬，他决定花三千五百大洋购进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一套大宅院。接着备料招工，紧张督促修缮，11月底总算完工。第二件事就是亲赴绍兴新台门，将母亲鲁老太太、妻子朱安、三弟周建人等接到北京。从这年鲁迅的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有关的记录：如6月3日，有“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7月10日，有“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15日，有“午后往八道湾量屋作图”。8月19日，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钱）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10月5日，有“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湾，收房九间，交泉四百”。11月4日，有“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湾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29日，有“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12月24日，有“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有“午抵前门站……下午俱到家（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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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土绍兴，鲁迅的感情当是极为复杂。从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里，可读出他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和眷恋。当然，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那座周家老宅，也给他留下太多凄风苦雨。鲁迅生在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周福清，乃清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后又任内阁中书。据周福清的《恒训》记载：“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到周福清时，他家仍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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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鲁迅幼年，家里遭到一场大变故，从此家道败落，“坠入困顿”（《〈呐喊〉自序》）。周福清虽为翰林，却为自己儿子等人中试而科场舞弊。不仅辱没门风，斯文扫地，又陷囹圄之灾。被求通关节的考官浙江巡抚崧骏，拒不收受贿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日（1893年12月17日），向朝廷上奏折，揭露此丑事。他在《已革中书周福清求通关节案审办由》中说，周福清“起意为了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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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上谕：“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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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钦令，周家慌了，忙用银子上下打点，幻想保住周福清一命。年复一年，绍兴望族之周家万贯家财，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也是由于这一舞弊案，鲁迅父亲秀才的名号也被革除。于是在周家迅速败落的过程中，年幼的周氏兄弟，在往返于药铺和当铺之间饱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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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少年时痛苦的记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这家道中落却也让周氏兄弟奋起，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文坛上的一番功业。同时，对周氏兄弟的人格也势必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别的不说，只要读读1919年9月9日，周树人署名神飞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自言自语》（六、七）《我的兄弟》一文：“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弟弟）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从文字间，我们读到了周树人对自己的霸道、偏执、冷漠的一种深深的忏悔和反思。其复杂的性格也让我们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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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鲁迅的日记中得知，举家入住修葺一新的八道湾后，1月4日有“下午钱玄同来”。17日有“上午同僚送桃、梅花八盆”。18日有“上午蒋抑之来。午后孙伏园来”。25日“午后李遐卿、赵之远来。许诗荃来”。也就是说，一个月里，文学界仅有钱玄同、孙伏园拜访新居。按照当时的习俗，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当很热闹。独八道湾新居，显得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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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月，日记载8日“上午张协和来”。19日“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20日是旧历大年初一，“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22日“下午宋子佩来”。乔迁两个月，周家的八道湾是寂寞的，周氏兄弟的居家过日子也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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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14日，周氏兄弟设宴两桌，宴请曾来贺乔迁送礼的同乡、同事，人数15位。鲁迅日记有“午宴同乡同事之于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蔡元培、钱玄同等未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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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的人，20世纪80年代前，不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宣传意味，就是个人崇拜色彩，有时不惜回避和篡改历史，比如他们有意不提鲁迅的一封极重要的书信便是例证。此信是《致宋崇义》，时间是1920年5月4日。宋崇义浙江上虞人，鲁迅的学生，曾任教于浙江台州中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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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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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因不任其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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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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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以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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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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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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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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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先生四个月内写的唯一的这封信，我们才恍然大悟，鲁迅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为什么那么冷静、那么超然物外，连一篇助阵的文章都没有写，甚至连看客也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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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封信，写得意味深长。它全面、清晰地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态度。尤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是，他在“问题与主义”的大辩论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向大谈主义的李大钊们，发出了嚆矢。有意思的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新青年》八卷四号）中说过与鲁迅类似的话：“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地努力创造出来的”，又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在《新青年》六卷五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作为主编的陈独秀不写文章与后来发表的这些言论，证明他的屁股如鲁迅一样，也是坐在胡适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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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生搬硬套，引进“俄国思潮”的回答更是振聋发聩：“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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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谈什么爱国运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颠覆性地指出：“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我们要做的，“实只在熬苦求学”，多读书，多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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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还原当时鲁迅的真容。不少文章指出，《野草》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鲁迅彷徨苦闷的心情，是不错的，但遍读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篇写鲁迅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没有过参与政治的热情这一事实，反而大谈什么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夸而无节，饰而有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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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五四”前后那段时间，鲁迅的思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开火；他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此时鲁迅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反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批判各种被扭曲了的社会生活现象。同时他对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又表现了他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在新旧冲突对抗时，他有时又充满彷徨悲观。他没有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他的哲学思想也没有真正跳出儒家和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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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鲁迅，是位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主张韧性战斗，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的伟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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