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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12 席间，谈得最多的是8月1日胡适、李大钊、蒋孟麟、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教授发起的《争自由的宣言》（六条），即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废止压制自由的各种蛮横的法律与条令，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等项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席间不知谁透露，说曹锟看了登载《争自由宣言》的《晨报》和转载该文的《东方杂志》后，甚为恼怒，破口大骂北京大学新派和校长蔡元培。李石曾从提包里拿出一张上海《时事新报》，交给蔡元培。蔡元培见报上赫然有《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标题，脸上便有愠怒。蒋梦麟干脆抢过报纸，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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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14 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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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16 众人听罢，都说这是冲《争自由宣言》来的。曹锟出身布贩子，张作霖乃一马贼，什么事都办得出来，众人劝蔡元培出国考察，暂避风头。胡适说，张作霖等来京，不过是向徐世昌讨要一千万军费，他们折腾一阵子，迟早要走，避避风头，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蔡元培有了不久后的赴欧洲考察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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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18 席间，周作人有些沉闷，话语不多。李大钊看在眼里。他知道他们学日本“新村”办的“工读互助团”，生产了袜子、手套等产品，销路不好，频频蚀本。又因缺乏合理管理，秩序混乱，人心不齐，只好散伙。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靠此寻找理想生活，实为荒唐的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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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20 听到“工读互助团”散伙的消息，胡适倒有几多同情，问需要什么帮助。周作人一脸无奈地苦笑。不过，也有让他高兴的事，兄长鲁迅应蔡校长之邀，以讲师的身份，到北大讲小说史课。看到兄长挟着黑条纹布包悠悠走进教室上课时，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听说还有外校的学生来旁听，他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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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22 鲁迅在北大开的中国小说史课，是以现代的眼光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是中国文学史拓荒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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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24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尚有段风波。此书先是鲁迅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最早于1923年、1924年由北大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两册出版。后来遭到张凤举诬陷，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一时遭到批评。胡适虽不断受到鲁迅的旁敲侧击，但仍站出来为鲁迅辩诬，洗刷其不白之冤。后盐谷温的小说史由孙良工译出来，鲁迅的抄袭之说，自然作古。胡适在为鲁迅打抱不平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无私公正表现了胡适宅心仁厚，胸怀涵广的学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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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26 《中国小说史略》一改鲁迅过去对中国古代文化过多的否定消极的态度，开始重视接受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如果翻翻他早些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一文，诸如“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偏激的话，犹言在耳。即使是有些人为鲁迅的偏激找辙，说什么这是鲁迅针对复古潮流而发的严峻而痛切的批判，但也不该如此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从《中国小说史略》可以看到，鲁迅在如何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应清醒地看到，鲁迅对传统文学的思想价值方面评价不高，而对艺术形式的评价不低。我们如果拿周作人和鲁迅做做比较，当时周作人作为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更多地思考新文学的内容建设。如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都是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性的、个性的文学，当年，这给周作人带来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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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28 周作人在1920年1月，曾作了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的文坛上已出现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错误的。“人生派”的错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他认为文学根本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对于人生的情思”。由此可见，周作人自己已怀疑自己提出的“人的文学”，他觉得这个口号包含功利主义。两年以后，周作人又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以制约新文学的功利性。成为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作家的一种精神追求。这或许是周作人自动偏离当时的文学主潮，客观上却让自由主义文学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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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30 1920年，周作人除《新文学的要求》外，还有两次讲演《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称“三大文学讲演”。而《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则是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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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32 周作人讲演的风格，多被人诟病。梁实秋晚年在《看云集·忆启明老人》一文中说：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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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34 别看周作人讲演或讲课时现场效果不好，想必不如陈独秀、胡适、黄侃、辜鸿铭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但变成文字发表后，却引起学界的震动，何因？梁实秋说得准确：“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看云集·忆启明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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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36 鲁迅把1918年至1922年写的十四篇小说收入《呐喊》。其书名有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扬威之意。把1924年至1925年所写的十一篇小说结集为《彷徨》。彷徨书名，流露出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心情。当时，鲁迅抱着“想利用他（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愿望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改良”成什么样的“社会”是朦胧的。远不如周作人的活跃和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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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38 在这次酒宴上，最为风光的是胡适。他用白话文写的新诗集《尝试集》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不到半年，就应广大读者之需再版。二是6月胡适迁至后门里钟鼓寺十四号新居。《尝试集》问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是白话文运动胜利的巨碑。不仅胡适从此戴上“新诗老祖宗”桂冠，《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也无人能及。《尝试集》是胡适把发在《新青年》上的新诗结集而成的。诗集取名，借用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不过胡适赋此句诗以新意，“自古成功在尝试”。以此表达胡适一贯的“实验的精神”。《尝试集》初版分两编：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共二十一首诗为一编，1917年至1919年底共二十五首诗为二编。从1918年6月先后在《新青年》发表。《尝试集》中的诗篇有即物感兴的，多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情怀；也有显露思想批判锋芒和表达革新愿望的。胡适的诗有广博深厚的文化涵养，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几乎全方位地用诗表现自己的生活。从1915年起，他开始提倡白话文，友人梅光迪激烈反对。胡适作了一首白话诗逗他。诗有千余字，仅引说文字死活的几句：“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又如1919年赋诗忆新婚：“只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提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一个教授，一个乡下丫头，能这番情意，多么难得。更有趣的，是他与名士章士钊的新旧体唱和诗，演奏了一段别样的友谊。胡与章曾有过文字之交，章坚持文言文，常鄙薄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彼此不和。一天两人在撷英饭店不期而遇，一谈却很投缘。饭后二人即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约定分别在照片上题诗。奇的是，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偏偏写了新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无巧不成书，这次反对文言文的胡适，反倒写了首文言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时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二诗极有情趣，又都有文人的襟怀。此事一时传为文坛佳话，至今仍被称颂。胡适的诗传递了诗人自身至心摇撼的烈度与诗思浸润的深度。胡适曾说：“吾诗清顺达意而已。”平实淡远的意境，一直是胡适坚持的审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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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40 《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簇春花。当然，既然新诗是一种尝试，总有人站出来说三道四。胡适提出“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不辩不是胡适的性格。胡适就曾公开批评“南社”的诗，说他们还比不上郑孝胥、陈三立呢。“南社”中人大为不满。代表人物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一封信中，曾嘲笑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宣旧，理想宣新，两言尽之矣。”杨杏佛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作了摘录，并批道：“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理想宣新，是也。形式宣旧，则不成理论。”胡适也讥讽柳亚子说：“请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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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42 当时，白话新诗寥寥。胡适提倡“愿大家都来尝试”。尝试接受与赞同这一新形式的意识，尝试运用和把握一种新形式的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鸳鸯绣出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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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44 在胡适《尝试集》的示范下，郭沫若、俞平伯、傅斯年、沈尹默、康白情的新诗集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胡适不仅写新诗，还特别关注、支持后来者，他对新诗公开褒贬，其间阐扬自己对新诗的审美见解与理论主张，推动了一个时代新诗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新诗的老祖宗”责无旁贷又独一无二的作用。比如，稍晚于《尝试集》的俞平伯名为《冬夜》的新诗集一出来，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指出：“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来可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位新诗坛的少年人：“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告诉他，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抽象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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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46 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略晚于俞平伯。该诗集由胡适作序。在序中，胡适赞赏了汪静之对新诗歌的一些新的意见和新的态度。当汪静之的有名《小诗》受到胡梦华最为严厉的道德批判的时候，胡适挺身而出，批评这些道德家的无耻同时，称《小诗》是“很成熟的好诗”。周作人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也严厉批判了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胡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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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48 还可一提的是，鲁迅在《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三首白话诗《梦》《爱之神》《桃花》。应该说鲁迅是为响应胡适的提倡而为之。正如他在《〈集外集〉自序》中所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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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50 鲁迅先生写新旧诗的水平很高，但他的热情在写小说、杂文上，没给我们留下诗集。但他在给新诗“打打边鼓”的同时，对新诗也很关注。1920年鲁迅有“儿歌六首抄注”，未曾发表，但留下了手稿，后来编入《鲁迅全集》，可惜编者未置一字说明。1922年《晨报》发表了鲁迅的《儿歌的“反动”》一文。有“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忘形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等句。政客以道德家的身份诘难汪静之的《小诗》时，鲁迅写文支持汪静之，批判反动文人胡梦华：“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到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人却未必都如此不净。”鲁迅参加战斗，是为新文学运动助以一臂之力，又何尝不是对胡适的新白话诗运动的鼎力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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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52 在胡适的提倡下，胡适一家人便聚集了几位少年诗人，如侄子胡思永、胡思聪等。另外本家内弟江泽涵，亲戚胡冠英、雷诚英夫妇，也都加入新诗大军。都是胡适的亲戚，自然得其嫡传，写得一手好诗。甚至，连胡适的老派二哥胡绍之，都迷上了新诗，近水楼台，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出门》和《水圳》两首白话小诗。胡适特别推崇胡绍之的《我愿》十行小诗。诗中强烈的祈求宽容、理解，祈求泛爱，正与胡适合拍，所以称之为“诗人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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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54 周作人其实也早就参与了新诗的推介工作。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宣布由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孰料受到热烈响应，不足两个月，竟收到一千多则。在《北京大学日刊》选发148首。促成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0年成立，由周作人、沈兼士主持。后又办了歌谣征集成果展，创办《歌谣》周刊。周作人为编辑之一，并起草《歌谣》发刊词。他强调了歌谣民俗学与诗歌的双重文学意义。认为以歌谣为“国民心声”，对其发掘整理将“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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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2056 胡适提倡新诗，以《尝试集》催生新诗的蓬勃发展，而周作人等发掘整理歌谣，成为新诗发展的另一翼。白话诗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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