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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簇春花。当然，既然新诗是一种尝试，总有人站出来说三道四。胡适提出“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不辩不是胡适的性格。胡适就曾公开批评“南社”的诗，说他们还比不上郑孝胥、陈三立呢。“南社”中人大为不满。代表人物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一封信中，曾嘲笑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宣旧，理想宣新，两言尽之矣。”杨杏佛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作了摘录，并批道：“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理想宣新，是也。形式宣旧，则不成理论。”胡适也讥讽柳亚子说：“请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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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白话新诗寥寥。胡适提倡“愿大家都来尝试”。尝试接受与赞同这一新形式的意识，尝试运用和把握一种新形式的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鸳鸯绣出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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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尝试集》的示范下，郭沫若、俞平伯、傅斯年、沈尹默、康白情的新诗集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胡适不仅写新诗，还特别关注、支持后来者，他对新诗公开褒贬，其间阐扬自己对新诗的审美见解与理论主张，推动了一个时代新诗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新诗的老祖宗”责无旁贷又独一无二的作用。比如，稍晚于《尝试集》的俞平伯名为《冬夜》的新诗集一出来，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指出：“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来可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位新诗坛的少年人：“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告诉他，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抽象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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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略晚于俞平伯。该诗集由胡适作序。在序中，胡适赞赏了汪静之对新诗歌的一些新的意见和新的态度。当汪静之的有名《小诗》受到胡梦华最为严厉的道德批判的时候，胡适挺身而出，批评这些道德家的无耻同时，称《小诗》是“很成熟的好诗”。周作人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也严厉批判了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胡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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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一提的是，鲁迅在《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三首白话诗《梦》《爱之神》《桃花》。应该说鲁迅是为响应胡适的提倡而为之。正如他在《〈集外集〉自序》中所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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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写新旧诗的水平很高，但他的热情在写小说、杂文上，没给我们留下诗集。但他在给新诗“打打边鼓”的同时，对新诗也很关注。1920年鲁迅有“儿歌六首抄注”，未曾发表，但留下了手稿，后来编入《鲁迅全集》，可惜编者未置一字说明。1922年《晨报》发表了鲁迅的《儿歌的“反动”》一文。有“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忘形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等句。政客以道德家的身份诘难汪静之的《小诗》时，鲁迅写文支持汪静之，批判反动文人胡梦华：“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到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人却未必都如此不净。”鲁迅参加战斗，是为新文学运动助以一臂之力，又何尝不是对胡适的新白话诗运动的鼎力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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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提倡下，胡适一家人便聚集了几位少年诗人，如侄子胡思永、胡思聪等。另外本家内弟江泽涵，亲戚胡冠英、雷诚英夫妇，也都加入新诗大军。都是胡适的亲戚，自然得其嫡传，写得一手好诗。甚至，连胡适的老派二哥胡绍之，都迷上了新诗，近水楼台，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出门》和《水圳》两首白话小诗。胡适特别推崇胡绍之的《我愿》十行小诗。诗中强烈的祈求宽容、理解，祈求泛爱，正与胡适合拍，所以称之为“诗人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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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其实也早就参与了新诗的推介工作。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宣布由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孰料受到热烈响应，不足两个月，竟收到一千多则。在《北京大学日刊》选发148首。促成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0年成立，由周作人、沈兼士主持。后又办了歌谣征集成果展，创办《歌谣》周刊。周作人为编辑之一，并起草《歌谣》发刊词。他强调了歌谣民俗学与诗歌的双重文学意义。认为以歌谣为“国民心声”，对其发掘整理将“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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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倡新诗，以《尝试集》催生新诗的蓬勃发展，而周作人等发掘整理歌谣，成为新诗发展的另一翼。白话诗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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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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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奔腾澎湃，一代知识精英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以战士的姿态，多姿多彩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新文化运动高飞而远翥，号呼而逢怒，折翅而不悔，蹈火而前行。他们以如椽大笔，写战斗檄文，掀起狂飙巨浪。偶尔，也会淌出清新隽永一泓秋水，在刀与火中绽出一簇春花。冰心，就是以讴歌美和爱，给残酷的战斗平添了一抹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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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18至22日，《晨报》连载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0月7日该报又刊载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都署名冰心。《两个家庭》写两对年轻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个不同家庭主妇给丈夫和孩子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斯人独憔悴》则写两兄弟与汉奸父亲的冲突，由热血青年后退到封建军阀顺民的故事。10月30日至11月3日，《晨报》又连载了冰心的实事小说《秋雨秋风愁煞人》。小说发表后，引起欣赏和共鸣，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还有在报上发文说，看见《斯人独憔悴》小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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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冰心在11月11日《晨报》上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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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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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冰心自己的表述，她是从1919年起，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是年12月1日，在《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发表散文《晨报……学生……劳动者》。令她极为兴奋的是，她的文章竟然能够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鼎鼎大名的学者名流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版面上，那是何等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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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笔名冰心，后来她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做了说明：“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的含义。二来是我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世上所传，冰心二字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怕只是穿凿之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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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的文学之旅，始于《晨报》。《晨报》的前身，叫《晨钟报》，是1916年在北京创刊的，总编辑李大钊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晨钟〉之使命》。李大钊仅干了二十二天，该报就被取缔。1918年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成为一张进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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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登上文坛，年仅20岁，刚刚从灯市西口的贝满中学毕业，秋天时进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冰心被选为学生会的文书，并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开展罢课、罢市等宣传活动。是年7月16日，段祺瑞收买几个懦弱的学生，在他们举行的宴会上导演了五四运动是少数闹事者强迫学生造成的，然后对进步学生进行审判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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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在她写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里，记述了她到审判厅听审的真实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此文发在8月25日《晨报》上。是以她真实姓名谢婉莹署名的。这是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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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感想里，她如实地记录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以事实呼吁社会主持正义和公道，还进步学生以清白，现丑类之恶行。她写道：“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她的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她引用自家保姆张妈的话：“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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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在北京女界联合会，是尽力尽心的。她曾参与演剧筹款活动。一次在东四南大街青年会，女学界各女子大学演剧队排演。协和女子大学排演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向温柔沉静、小巧玲珑、长着鹅蛋脸和一双丹凤眼的冰心，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舞台上绰约多姿。等到冰心幕间休息时，她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王世瑛找到她，真是让她意外地惊喜。王世瑛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读书，也是北京女学界的活跃人物。冰心后来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中深情地缅怀了这次重逢：“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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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与光明间年轻的知识女性的美丽具有强大的力量。“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从“五四”到“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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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本名谢婉莹。光绪二十六年（1900）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的闽侯县（今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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