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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张国焘带着天津女界领袖刘清扬来到蝉鸣不绝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陈独秀法租界寓所。他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张国焘的另一任务是受李大钊之托，了解上海建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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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寓所是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沙发四张，木椅多把，壁间有四画屏。楼上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居室，楼下住着李达。是夜，陈独秀安排张国焘与李达一屋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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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如既往地忙，要和章士钊筹建西南大学，又要独自办《新青年》，同时到处活动，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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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一位俄国客人登门拜访陈独秀，还带了一位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来客是持李大钊亲笔信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杨明斋说，是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他们认识李大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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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信上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到沪的目的，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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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中，陈独秀注意到俄国客人一直以冷峻的鹰眼审视着自己，这让他心里很是不快。沉默片刻，俄国客人说，他是从俄侨口中听说到《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说到此，他还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欠了欠身，以示尊重：“陈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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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把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望道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李达正筹备《共产党》月刊、戴季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等情况介绍给俄国客人。客人表示很有兴趣一一拜访他们。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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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于8月底回到北京，临行前陈独秀让他带一封信给李大钊。李大钊看过信，沉思许久，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甫到“亢慕义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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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征求维经斯基的意见，维经斯基说，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必强求一致。俄国刚建党时叫社会民主工党，后来改称共产党。我想咱们就叫共产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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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独秀未决定叫共产党，是怕戴季陶、张东荪不同意，为了争取戴、张加入党内，陈独秀曾考虑不叫共产党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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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屋里踱步良久，然后说：“我给仲甫回信，就定下叫共产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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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张申府又讨论陈独秀推荐张国焘入党事宜。张国焘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又是北大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自新潮社的领袖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相继出国留学，北大学生中，张国焘算是能力最强的学生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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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虽对张国焘爱出风头、有时过于激进有看法，但考虑陈独秀关于入党的人数越多越好的建议，同意发展张国焘以增加党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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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天高云淡，在北大的“亢慕义斋”，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展了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为第一批党员。为解决经费问题，李大钊表态，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大洋作为共产党小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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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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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1日起，陈独秀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加编辑，《新青年》很快发生了转变。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曾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但到了1920年，他又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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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五四”之后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中国面貌，也正式宣告与胡适在思想上已经分途，从此《新青年》群体走向各自不同甚或对立的道路。令人深思的是陈独秀们与胡适们，在这之后，却不止一次在一份宣言上共同签字，良知未变，友谊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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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与梁启超以及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张东荪等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一场为期一年的论战。共产党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等以《时报新报》为载体，亮剑鸣镝，相互厮杀，标志着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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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深感惋惜地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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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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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1921），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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