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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似有重提必要，有些文学史说，因“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支持守旧派，不久茅盾便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中华文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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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是位杰出的出版家，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繁荣，有他的贡献。胡适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岂能“推荐”一个“守旧派”到与新文学运动命运攸关的出版界？事实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一向稳健、谨慎的王云五，在《东方杂志》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一文，声讨反动当局，以至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几天后的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洲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及王云五表示敬意，对王云五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二百元，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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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云五支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日发行二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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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事实可证，说王云五“支持旧派”，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对胡适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到了1924年，共产党已建立三年，胡适仍以积极姿态推动新文化运动，5月30日，开明书店之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受禁之三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刘半农在《晨报副刊》著文《〈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批判当局的丑陋行径。《胡适文存》被禁，却说胡适支持“守旧派”，除了说明论者不够厚道，其手法也过于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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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离开《小说月报》，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并未因王云五的到来而改变办刊宗旨，恰恰相反，茅盾退出，郑振铎大力改革，经常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创作和论文，积极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小说月报》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而且也是当时主要的新文学期刊之一。至1932年1月，淞沪抗日战争时停刊，共出二十二卷，二百五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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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更重要的工作，是积极投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茅盾由李达介绍加入小组。他在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对其有了认识。1921年4月，发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前途。接着又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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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为党做工作，可惜在较长的时间里，除不多的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外，并没有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与一般的职业政治家无异。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茅盾成为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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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治活动和商务印书馆工作外，茅盾还先后在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等都曾是茅盾的学生。后来，茅盾接编《民国日报》副刊，零散地写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章，支持共产党人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创作。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浅显地介绍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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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夏天，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任江浙委员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茅盾，在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时，与毛泽东相遇。毛泽东告诉他：“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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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来上海，听说党员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提出要退党，便找茅盾让他去做他们三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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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了，陈望道却坚持退党，他说：“我与你相识多年，你应当了解我的为人，鉴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我还是在党外为党工作更好，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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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沈玄庐，沈也大发牢骚，不满陈独秀的独断独行，但表示考虑党组织的挽留，但到了第二年春，还是退党了。茅盾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鼓励他说：“能争取一位同志也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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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时，大会决定让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延年对茅盾说，你和恽代英同志留在广州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受毛泽东同志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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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茅盾参加部务会议，汪精卫到会讲话，希望大家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指示依据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宣部应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于是，毛泽东指示茅盾和萧楚女起草一份宣传大纲，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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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和萧楚女只用一天即将大纲拟好，交毛泽东审阅。毛提笔润色后，加入“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文字，交由国民党二届中常委讨论，修改后下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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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毛泽东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因病请假两周”。中常委会议决定，这两周由茅盾临时代理中宣部部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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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改变了国共合作的格局。毛泽东与茅盾离开了广州。茅盾回到上海，继恽代英之后，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开始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成为职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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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接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董必武任社长的《汉口民国日报》。次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五天后发布“通缉共产党首要令”，茅盾名列其中。他于8月下旬回上海隐居。从1927年8月始，茅盾专心创作，9月中旬完成《幻灭》，12月写了《动摇》，次年6月又创作《追求》。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1930年合为一集，题名“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构成的《蚀》，写的是大革命前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生活经历，反映了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的病态迷惘和命运沉浮。小说的基调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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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茅盾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但这也说明茅盾当时的心情的确是存在矛盾的。创作是想“改换一下环境”，使“精神苏醒过来”（《从牯岭到东京》），说白了，是当职业革命家还是做以文艺为武器的作家之间选择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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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茅盾东渡日本。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种逃避，但从他自此与党失去联系一事揣测，他是在苦闷和失落的矛盾中，匆匆离开落入低潮的革命斗争的。从他在日本写的总题为“随笔七篇”来看，彷徨与苦闷和探索与渴望的复杂思绪，仍依稀可见。优美的散文有振作和进取但还是掩盖不了浓重的悲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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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稿），依照茅盾自己的愿望，“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下印痕”（《虹》跋）。可惜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就戛然而止，结尾匆迫不说，小说中弥漫的大革命失败情绪仍是主调。但正是因为小说真实地细腻地呈现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图景，使《虹》具有了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小说主人公梅行素，“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五四”新思想感召下，有了寻求“自我价值”的奋斗和苦闷。若不是强加给她过多的政治色彩，而是按生活和性格发展逻辑去表现，梅行素或可成为鲜活的“陌生”的“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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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茅盾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曾任行政书记，与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关系密切。左联的宗派主义，鲁迅被政治化，制约了广大作家的创造力。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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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前后，是茅盾创作最旺盛、收获最丰富的时期。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及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横空出世，震动文坛，确立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善于刻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茅盾的小说与1932年3月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纷纷问世，使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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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子夜》，他说：“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他视《子夜》为革命文学的重大收获，并以此傲视文坛上的“反对者”（《致曹靖华》）。早年曾反对白话文的学者吴宓，也称赞《子夜》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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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上海的茅盾与鲁迅一起给红军发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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