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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决定在北京创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医院的周作人写信，希望周氏兄弟加入进来。这样再加上与周氏兄弟交好的钱玄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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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周作人、郑振铎等作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沈雁冰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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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最初是在这里连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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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远不如《新青年》激进，过多关注政治。诚如《晨报》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所提出的，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人们已看到，这些进步的报刊，“已渐渐地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进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早期《新青年》精神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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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分裂，自然是发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分道扬镳，并不单单是陈独秀在办刊宗旨上与同人们的分歧所致。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炮声之后，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借新文化运动，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急先锋们，最早选择了马列主义，成为共产党人，《新青年》的分裂，正是他们豪迈狂傲地选择世界观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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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其目的是办教育并趁机建党。他是拉着他在北京大学的弟子陈公博、谭平山一起赴任的。陈、谭曾以创办《广东群报》而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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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其寓所门口贴了“看云楼”三字，意为笑看政治风云变幻。他一到任，就向陈炯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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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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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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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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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这类似霸王条款，竟被陈炯明全部接受。只是对第二条中一项“宣讲员养成所需三十万经费”不解，陈独秀坦然告之：“此乃宣传社会主义的教校，将来造就一大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当时陈炯明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只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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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陈炯明的表态，“看云楼”车水马龙，成了激进派的中心。陈独秀每天忙于参加集会，发表演讲，夜深人静时，挥笔撰写政治论文，批判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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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的授意下，陈公博、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当时，两位苏俄人米诺尔和别斯林也奉命到广州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将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荐给他们二人，竟然也组织了共产党，除两个苏俄人还有七个中国人。苏俄人还在广州建立了通讯社，给九人以经济接济。陈独秀找到米诺尔与别斯林戳穿了那七个人的真相，并以教训道：“你们只有放弃这七个人，我才同意你二人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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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两个苏俄人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分手。七人转而联手一些污七八糟的人，制造很多谣言，攻击陈独秀专横，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驱陈”运动。以致连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都向陈独秀问了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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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荷兰人马林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罢免了在上海搞共运工作的维经斯基，由尼科斯基代替他。来上海之前，马林在北京拜访过李大钊，希望中国早些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正合李大钊之意，但因他正率“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向政府请愿，无法脱身，便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到上海。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李达发信给陈独秀及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二人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七月正式建党，并派包惠僧到广州，请陈独秀至上海主持建党工作。陈独秀因正争取款项建大学校舍，便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出席一大。毛泽东接到通知后，也决定与何叔衡赴沪。李大钊因率团索薪，与军警冲突受伤，只能派张国焘、刘仁静到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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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代表秘密聚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开幕，有13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位党员。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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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众代表们又转移到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通过了会前陈独秀拟就的第一个党纲。就这样，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由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精英为核心的共产党，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下，高举铁锤镰刀旗帜，在农业社会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了艰难曲折又充满光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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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马林派包惠僧再赴广州，让陈独秀尽快回沪干总书记的工作。不料陈炯明爱才心切，从广西桂林发回电报，极力挽留陈独秀，措辞令人感动：“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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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请辞不允，假借治病请假，偷偷回沪。甫一到上海，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不干了，争辩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国情，凭什么按你们的旨意行动！谈得不投机不欢而散。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找到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岂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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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了很久的陈独秀，把桌子拍得山响，怒斥：“我们必须保留独立自由的权利，绝不能让外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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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保留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权利的斗争，并未得到党内的支持，李达、张国焘等人以陈独秀对马林发火为由，指责他桀骜不驯，目无共产国际。成了总书记的陈独秀，按中央局的有关规定，每月只有三十元或四十元的收入，经济拮据，不得不靠预支稿费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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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深夜，胡适接到顾名君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了，原因是宣传过激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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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是这样的：12月4日下午，有三个陌生人突然从前门闯入陈宅，说想求见陈独秀，并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看个究竟，见来者贼头贼脑，疑不是等闲之辈，便走向后门逃跑，不料后门已有便衣把守。不大工夫，门外开来两辆汽车，一干人马进楼翻找，然后将一批《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搬到车上，同时带走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曼，还有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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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等被带到法国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称自己是王坦甫，其他几人也顺口报了假名，巡捕房并未生疑，谁料后来去陈家开会的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伏在那的巡捕抓来。褚辅成一见陈独秀，便说：“仲甫，怎么一去你家就拉到这里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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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比陈独秀小一岁，与鲁迅是同乡，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上海大学代理过校长，参加革命文学社团“南社”，与《新青年》一道，提倡新文学，主持过上海《民国日报》。他于1921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曾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创办黄埔军校，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后又脱离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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