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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深夜，胡适接到顾名君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了，原因是宣传过激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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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是这样的：12月4日下午，有三个陌生人突然从前门闯入陈宅，说想求见陈独秀，并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看个究竟，见来者贼头贼脑，疑不是等闲之辈，便走向后门逃跑，不料后门已有便衣把守。不大工夫，门外开来两辆汽车，一干人马进楼翻找，然后将一批《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搬到车上，同时带走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曼，还有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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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等被带到法国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称自己是王坦甫，其他几人也顺口报了假名，巡捕房并未生疑，谁料后来去陈家开会的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伏在那的巡捕抓来。褚辅成一见陈独秀，便说：“仲甫，怎么一去你家就拉到这里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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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比陈独秀小一岁，与鲁迅是同乡，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上海大学代理过校长，参加革命文学社团“南社”，与《新青年》一道，提倡新文学，主持过上海《民国日报》。他于1921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曾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创办黄埔军校，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后又脱离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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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捕房查清邵、褚身份，放了，而陈独秀等人终于暴露。但陈独秀一口咬定：杨、包、柯三人是来打牌的客人，凡事与他们无关，有责任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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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接到电话，即到蔡元培府上，请他出面向法国领事馆求救。蔡元培沉思片刻，决定不向守旧的法国领事馆交涉，准备与胡适等名流联名，给上海法国领事发一电报，希望这位较开通的领事放人。电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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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君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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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京、沪各大报都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和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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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蔡元培又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陈独秀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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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接到李达电话，也设法营救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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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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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里的陈独秀并不慌张，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家里藏有马林给他写的关于共产党的密信，一旦搜出，至少要判七八年的刑。他已做好准备，要为主义坐牢了。他从牢里带出口信，谁害怕可以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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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法庭这样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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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蔡元培等已知陈独秀成为共产党人，但他们还是积极营救，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高山，“五四”精神，依然牢牢地植根在他们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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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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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21年是大小军阀争权夺地混战一团、无暇控制言论的一年，清流和报人乘机办报刊一千一百三十七种。6月6日，中国全国报界联合会，还召开了第三届大会，并勇敢地致函国务院，拒不承认反动的《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政令，并提出“言论、出版、集会等绝不受其束缚”的要求。同一天，大会还发通电《不自由毋宁死》给全国报刊，号召“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是日，全国各报均以头条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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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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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清流，掷地有声地争自由，与胡适去年发表《争自由的宣言》相呼应，成为民国清流争自由的重要文献，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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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岁尾，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业大会会长威廉等人访华，在招待会上，史量才说，自己办的《申报》，宗旨就是“有独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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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是对中国报业和文化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报纸，少年胡适曾被《时报》深深吸引。尽管后来创办《时报》的狄平子离去，但其仍积极参与争自由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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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报纸林立，《商报》由陈布雷主持笔政之后，面目一新，他写的时政评论，见解独特，笔锋劲健，极富个性魅力，广受好评。这份极具知识分子品格的《商报》，深受清流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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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时事新报》，在出满五千号之际，梁启超发表《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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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努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制。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制，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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