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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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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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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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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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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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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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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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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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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真神圣不可侵犯吗……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吗?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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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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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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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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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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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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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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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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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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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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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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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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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唯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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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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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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