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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2073票当选理想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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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以1093票当选理想教育总长（梁启超得38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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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看罢，心思自然不同。孙中山大笑：“黎元洪不知做何感想，这可是北京百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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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友谊可以屡屡救陈独秀免遭牢狱之苦，但为了“忍不住的新努力”政治，他并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9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刊发表《联合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0月1日，又在《努力》周刊发表《国际的中国》，公开批评中共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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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独秀友谊不减当年，而政治分歧却越走越远，甚至针锋相对，这正是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关系独特的政治、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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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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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一年（1922），《新青年》解体，并未过多地影响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继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之后，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的文学流派如浅草社、沉钟社不断涌现，一批批文学新人也纷纷强势地登上文坛。名流云集，群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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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由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四人在美丽的杭州创建了湖畔诗社。用冯雪峰的话说，湖畔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戏·诗集〉导言》中，称其为“真正专心致志作诗”的社团。这些爱情诗深深打动了身处乱世之中、迷惘不安而又充满憧憬的青年男女的心，湖畔诗社因此而闻名于世。朱自清不曾料定的是，冯雪峰不久就不再“专心”写诗，而转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成为鲁迅身边的共产党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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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诗社当年4月先后出版了两本诗集《湖畔》《春的歌集》，是文坛较早的诗歌合集。对诗坛的影响较大的汪静之出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两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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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诗社的诗作多半是吟咏爱情或瞬间感受的短诗，是四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的真实情感的流露。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又如“我们歌哭在湖畔，我们歌笑在湖畔”，这“歌哭”与“歌笑”无不是年轻灵魂的自白。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论说：“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凄苦，不胜掩抑；冯雪峰明快，笑中有泪；汪静之天真稚气；应修人味儿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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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早在上一年秋冬，其诗《悲哀的青年》《竹叶》等就发表在《新青年》上。《荷叶上的露珠》《爱情》也见于《晨报副刊》。后出版的《蕙的风》，汇集了其早年一百多首诗歌。他的诗不长，简洁而情感浓郁地表露年轻人的爱情心理，如清丽幽婉的《别情》《伊的眼》等诗篇，成了广为流传的爱情诗篇。在《伊的眼》中，诗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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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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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句，在今天读起来，未免轻浅，但在“五四”后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青年人中，却产生过强烈的反响。正因如此，汪静之的《蕙的风》诗集出版后，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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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0月24日，安徽绩溪人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读了〈蕙的风〉之后》，指责自己的绩溪同乡汪静之的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一文激起千层浪，先是章鸿熙在10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著文《〈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对胡梦华予以批驳。胡梦华又在11月3日的同一副刊“觉悟”上，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以答辩反击。文中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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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文无定法，讨论文学作品的得失，原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在弥漫着自由空气的民国初期，有极好的在学术层面的文学交流的气氛。后来的论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常把文学的讨论视为政治斗争，犯非对即错的二元论的毛病。对作品的讨论，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思想斗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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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前，请胡适为之作序，胡适慨然允之，“新诗的老祖宗”，欣然命笔，遂有《〈蕙的风〉序》，9月先发表在《努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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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蕙的风》在他家“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胡适并不一味夸赞，而是极为辩证地指出：“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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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其超凡的识力，已预料到汪静之的诗会引起争议，“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婉转的情诗”。不过胡适警告，“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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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诗，不幸被胡适言中。因此，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觉得早在预料之中，不须再费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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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被称为“赤子”湖畔诗人，与周作人关系也很密切。湖畔诗社三月刚刚成立，潘漠华与汪静之便立刻致信周作人，报告消息。周作人随即写了《介绍小诗集〈湖畔〉》的文章，为之欢呼与鼓吹，且亲自联系《晨报》刊登其广告，又推荐北大出版部代售《湖畔》。应修人也致信周作人，称“启明我师”，信中说：“你为甚这么和蔼——使未识面的人都深深地感着你那诚挚的仁慈的爱。”由此可见周作人当时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和亲切的形象。当道学家围攻汪静之时，他为汪辩护和对发难者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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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不沉默，他在11月17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发表了一篇极为犀利的评论《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批评胡梦华对汪静之的批评。文章说，“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在逐条批驳之后，云“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鲁迅的文章，似少对汪静之诗歌的优劣具体分析点评，太多的是对胡梦华文章的眼光和用语予以讨伐。20岁出头的学生，遇到了可以做他父亲的文学家。这种交锋极不对等，胡梦华只能仰天长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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