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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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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句，在今天读起来，未免轻浅，但在“五四”后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青年人中，却产生过强烈的反响。正因如此，汪静之的《蕙的风》诗集出版后，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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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0月24日，安徽绩溪人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读了〈蕙的风〉之后》，指责自己的绩溪同乡汪静之的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一文激起千层浪，先是章鸿熙在10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著文《〈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对胡梦华予以批驳。胡梦华又在11月3日的同一副刊“觉悟”上，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以答辩反击。文中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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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文无定法，讨论文学作品的得失，原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在弥漫着自由空气的民国初期，有极好的在学术层面的文学交流的气氛。后来的论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常把文学的讨论视为政治斗争，犯非对即错的二元论的毛病。对作品的讨论，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思想斗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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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前，请胡适为之作序，胡适慨然允之，“新诗的老祖宗”，欣然命笔，遂有《〈蕙的风〉序》，9月先发表在《努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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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蕙的风》在他家“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胡适并不一味夸赞，而是极为辩证地指出：“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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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其超凡的识力，已预料到汪静之的诗会引起争议，“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婉转的情诗”。不过胡适警告，“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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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诗，不幸被胡适言中。因此，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觉得早在预料之中，不须再费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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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被称为“赤子”湖畔诗人，与周作人关系也很密切。湖畔诗社三月刚刚成立，潘漠华与汪静之便立刻致信周作人，报告消息。周作人随即写了《介绍小诗集〈湖畔〉》的文章，为之欢呼与鼓吹，且亲自联系《晨报》刊登其广告，又推荐北大出版部代售《湖畔》。应修人也致信周作人，称“启明我师”，信中说：“你为甚这么和蔼——使未识面的人都深深地感着你那诚挚的仁慈的爱。”由此可见周作人当时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和亲切的形象。当道学家围攻汪静之时，他为汪辩护和对发难者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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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不沉默，他在11月17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发表了一篇极为犀利的评论《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批评胡梦华对汪静之的批评。文章说，“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在逐条批驳之后，云“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鲁迅的文章，似少对汪静之诗歌的优劣具体分析点评，太多的是对胡梦华文章的眼光和用语予以讨伐。20岁出头的学生，遇到了可以做他父亲的文学家。这种交锋极不对等，胡梦华只能仰天长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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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对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中，创造社异军突起。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于1921年成立的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以新诗和历史剧而闻名的郭沫若，有写象征小说和文学批评的成仿吾，有写爱情小说的张资平，有写现代话剧的田汉和以写浪漫主义小说的郁达夫等五位主将。他们的创作丰富多彩，多姿多样。除郭沫若外，成就最高，影响也大，个性最鲜明的，当数郁达夫。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其小说作品充满浪漫色彩而独树一帜，开创了我国现代小说中的浪漫抒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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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896—1945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家境殷实，从小受中国古典诗文的熏陶，他写的《自述诗十八首》的自注可视为他的自传，“予以十一月三日生。先父常曰：‘予育汝辈，犹王公之植三槐也’”，“家住富春江上，西去桐庐则严先生垂钓处也”，“三岁父殁时予正病，青灯雨夜，二兄坐灵帏前吟哦光景，犹历历予目也”。“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予肩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十三岁始学西欧文字”，“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予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初到三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十七岁春，仍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寄寓保安桥数月。九月入之江大学豫（预）科，住江干者半载。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秋八月家兄奉命来日本，予亦随之东来，住东京小石川者一年。十九岁夏入第一高等学校豫（预）科。而是岁夏转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二十一岁秋由医科改入法科。二十二岁夏还乡，秋病作，入病院二月。二十三岁冬，疾始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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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3岁夏5月的《自述诗十八首》不仅记录了郁达夫的经历，从中也可窥见其秉性及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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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随长兄东渡日本，五年后进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读经济学，而他的兴趣则在文学方面。十年的日本生活，饱尝歧视屈辱，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并养成了他愤世嫉俗又伤感忧郁的思想性。这段人生经历和思想状态，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创立了创造社，成为创造社的“圆鼎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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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是民国十一年（1922）归国的，除积极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刊物外，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用于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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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1921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沉沦》虽然晚于鲁迅1918年的《狂人日记》，却应该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集收入了《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沉沦》最为精彩，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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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描写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但在异国他乡的日本，遭遇的却是冷落和屈辱，最终绝望地走向沉沦。《沉沦》中的主人公在重重压迫下产生的难以排遣的忧伤苦闷，艺术地概括了有所觉悟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人共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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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郁达夫写了《茫茫夜》及其续篇《秋柳》，还有《空虚》（在《创造》1922年2期发表时题名为《风铃》），接着又发表《血泪》等短篇小说，同时还在11月20日创作了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采石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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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小说一度在青年当中产生了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大的影响。《狂人日记》揭露了“礼教吃人”的罪恶，从思想上看，在文学史上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郁达夫的《沉沦》从揭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时代病方面，更具有文学的典型性。不用曲笔，淋漓痛快，情感真挚，形象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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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沫若文集》十二卷）中评价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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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赞同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文学主张，使郁达夫的小说往往以“我”为主人公。用浓郁的抒情笔调，做大胆的自我解剖和表白，以达到如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所说：“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语着反抗”。这与鲁迅小说以“我”为主人公的现实主义手法有所不同。鲁迅是以“我”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文本。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小说的重要地位，在张扬浪漫主义的同时，又充斥着感伤乃至颓废色彩，削弱了小说积极的社会意义。批评郁达夫的不仅仅是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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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以清一色留日学生为班底的文学社团，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推崇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同时又强调文学要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所以，创造社甫一创立，就文学概念含混且充满矛盾。他们推崇的欧洲浪漫主义或20世纪初的新浪漫主义使他们的创作面貌一新，他们在精神和行为上，也追求自由、浪漫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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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思想和文学观念存在差异，创造社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关系并不密切。胡适曾写文批评郭沫若、郁达夫的英译作品存在错讹，郭、郁二人便心存芥蒂。郁达夫在1922年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矶》里，写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多疑孤傲、愤世嫉俗，又写了伪儒戴东原排斥异己的卑劣。郁达夫以黄仲则自况，将戴东原隐指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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