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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郁达夫写了《茫茫夜》及其续篇《秋柳》，还有《空虚》（在《创造》1922年2期发表时题名为《风铃》），接着又发表《血泪》等短篇小说，同时还在11月20日创作了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采石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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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小说一度在青年当中产生了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大的影响。《狂人日记》揭露了“礼教吃人”的罪恶，从思想上看，在文学史上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郁达夫的《沉沦》从揭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时代病方面，更具有文学的典型性。不用曲笔，淋漓痛快，情感真挚，形象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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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沫若文集》十二卷）中评价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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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赞同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文学主张，使郁达夫的小说往往以“我”为主人公。用浓郁的抒情笔调，做大胆的自我解剖和表白，以达到如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所说：“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语着反抗”。这与鲁迅小说以“我”为主人公的现实主义手法有所不同。鲁迅是以“我”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文本。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小说的重要地位，在张扬浪漫主义的同时，又充斥着感伤乃至颓废色彩，削弱了小说积极的社会意义。批评郁达夫的不仅仅是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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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以清一色留日学生为班底的文学社团，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推崇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同时又强调文学要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所以，创造社甫一创立，就文学概念含混且充满矛盾。他们推崇的欧洲浪漫主义或20世纪初的新浪漫主义使他们的创作面貌一新，他们在精神和行为上，也追求自由、浪漫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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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思想和文学观念存在差异，创造社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关系并不密切。胡适曾写文批评郭沫若、郁达夫的英译作品存在错讹，郭、郁二人便心存芥蒂。郁达夫在1922年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矶》里，写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多疑孤傲、愤世嫉俗，又写了伪儒戴东原排斥异己的卑劣。郁达夫以黄仲则自况，将戴东原隐指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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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此，似并未计较，在次年的5月15日，写信给郭沫若、郁达夫表示，对“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希望自己对郭、郁两位英译错讹的批评不致引起误会，“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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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不独批评胡适。20年代后期，郭沫若们还集中火力批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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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太阳社、创造社“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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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从广东到上海鲁迅家避难的廖姓青年，住了一段时间，终于愤愤地对鲁迅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再和我交往了，说我竟然和鲁迅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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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干脆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以一革命战士的口气给鲁迅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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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人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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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的另一活跃作家是张资平。张资平是该社创作小说最多的作家。1920年以小说《约檀河之水》崭露头角。1922年2月，他创作和出版的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原名《他的生涯》），是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揭露教会的虚伪，教育界的弊端以及民国初期改革的不彻底，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但结构松散，议论过多，内容芜杂，艺术水平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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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早期创作的反映在日本生活的小说，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木马》等有人道主义倾向。归国后的创作则表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的艰辛困苦，如《雪的除夕》。张资平写爱情小说数量多，影响也大，他与郁达夫不同，在艺术风格上，多用写实手法，客观描写故事和刻画人物。他的小说很会讲故事，语言也流畅，但作品流于卑俗，格调不高。他的小说也犯郁达夫式的热衷色情、肉体描写，缺乏审美价值，品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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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创造社的另一成员郑伯奇，创作了小说《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变迁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较早地提出反帝主题，颇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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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创造社发生重大变化，郭沫若等转向革命，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郁达夫与之意见不合，张资平、王独清等退出创造社，张堕落为汉奸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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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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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岁尾，鹅毛大雪在塞外的寒风中，打着旋儿地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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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丁文江冒雪在大街上躬身而行，不久，蹩进一座法国式的花园洋房，这是代总理王宠惠的住宅。“好人内阁”之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早已心事重重地在客厅端坐。主人王宠惠见胡适和丁文江赶到，忙让座沙发。接着披着雪花的蔡元培也推门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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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沉痛而愤慨地将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捕的经过转告给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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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11月18日深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与副议长张伯烈突然闯进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官邸，向黎控告罗文干在签订奥国供款展期合同时有贪污受贿的行为。为使黎不疑，还出示了他们私自盖章的众议院公函，以证明罪行确凿，胁迫黎当场下令逮捕了罗文干，当夜送交地方检察厅拘押。消息传出，次日国务院不少阁员纷纷赶到总统府，指责黎元洪不经阁员副署，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在这之前不久，亲信阁员已向黎进言，总统不能非法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他已感到昨夜过于唐突，今晨又见阁员追究此事，只好表示愿亲带众阁员去检察厅接回罗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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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黎元洪到监狱去接罗文干时，作为大法官出身的罗文干却并不买账，表示非要弄个是非究竟，否则绝不出狱。众阁员多是书生，也不愿就这么随便了结此案，当场要求大总统下令由法庭出具命令，释放无罪的罗文干。正在此时，吴景濂和张伯烈也率二十多议员，冲将进来，吵吵闹闹地阻止总统释放罗文干。没有权威的黎大总统的命令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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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众议院先下手，开会通过了查办罗文干一案，并正式请求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有恩于黎大总统的吴佩孚得此消息大怒，当天即通电指责黎元洪违法。而黎也反唇相讥，并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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